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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后现代》，廖炳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样是拿“吃”做文章，唐鲁孙先生讲饮食经，五味杂陈，让人不禁眼花缭乱，口沫横飞。到了台湾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廖炳惠这本《吃的后现代》里，却高深莫测，食色性
也，熔为一炉，叫读者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身为学者的廖先生看来，“‘后现代’这个词被认为是充满霓虹灯、五光十色玻璃体的拉斯维加斯式建筑、或如逯耀东先生所指称的‘某当奴’（麦当劳）与‘啃大鸡’（肯德基）文化，两种食物‘来势汹汹，超越了五四时期德、赛先生的东来’，让传统的饮食文化被夹着生腥的牛肉饼，外加洋葱和酸黄瓜的两片面包所倾倒、粉碎。”
廖先生的著作不是写给老饕或者馋虫的“卧食读物”，他不像袁枚那么富于实践精神，没有兴趣历数各种饮馔的心得秘方，也不像叶灵凤那样感情丰富，动辄从一饮一啄中吃出莫名的乡愁来。廖先生积数十年的饮食经验，举凡各式各样的菜系，乃至法国大餐、意大利糕点、日本料理、泰国米面，无不一一品尝。廖先生发现，不仅仅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有“民以食为天”的观念，“饮食美学”不分中西古今，在文学史、文化史，“甚至在政治、经济、礼仪及宗教活动上，都是相当重要的环节”。
而一本《吃的后现代》，讲的全是“吃”和环球文化下的漂泊、少数族裔、情色与混杂等等所谓“后现代议题”。比如，廖先生就认为，由于近两三百年来全球人口的大量流动，不同的食谱频繁且复杂地彼此交换融会，“后现代的饮食文明可说是多彩多姿”。
墨西哥人类学家阿图洛·瓦尔曼的《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一书对食物的态度却和廖炳惠截然不同。阿图洛·瓦尔曼拿了整整241页的篇幅，讲述了玉米是如何从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普通老百姓的主食，在数百年间传播至全球。据阿图洛·瓦尔曼提供的数据，到20世纪80年代，玉米的年收获量已经达到惊人的4.4亿吨，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的第三大作物。
在这本以玉米为主角的著作中，阿图洛·瓦尔曼专门辟出一章，阐述了玉米传入中国的历史及演进。他甚至认为，正在逐步强大的中国能够不再担心粮食问题，玉米实在是功不可没，“在玉米作为人民食物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大的玉米生产国。考虑到玉米旁门左道地进入中国只有四百年，这个数字应该是个不小的成果”。
在阿图洛·瓦尔曼看来，玉米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出乎我们的想像。根据他的研究，最早进入美洲的英国移民对蛮荒地区的耕作和生活所知甚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栽种的欧洲作物颗粒无收，反倒是20英亩玉米果实累累，如果不是靠这些玉蜀黍属植物为食，他们中的一半根本不可能活到第二年春天。
瞧见没有，倘若没有玉米，也许整个美国史都要改写了。难怪贤者如鲁迅，也要郑重其事地说：“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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