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教育唤醒生命

　　第一次跟袁卫星打交道，听到的是一位语文老师对生命教育的看法：

　　“生命教育正在被炒成一个热词。但对它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防止青少年自杀和杀人’这样一个层面上，我认为还不够。

　　“这一点固然重要，但学校生命教育的内涵应当是以人的个体生命为本位，根据个 人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的目标并实施教育，它的目标应当是三个层次，也就是珍爱生命、发展生涯、自我实现。

　　“首先是教育学生珍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延伸，协助学生设计未来职业生涯，引导他们追求自我实现人格。”

　　在“生命教育”这个概念还未流行的时候，袁卫星就已经把“塑造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心理”作为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

　　他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唤醒人的创造力量，和生命感、价值感。

　　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中直到一位农民父亲出现

　　35岁的袁卫星，是江苏省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年轻的他获得过很多荣誉，首届名教师、学科带头人；发表过大量教育教学论文，出过不少教育专著。但对袁卫星来说，给他上了一堂最有意义的教育课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父亲。

　　袁卫星1990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在家乡一所普通的镇中学任语文教师。初工作时的新鲜和兴奋，在几年的工作磨合中慢慢消耗，之后，所在学校又改制为一家职业高中。生源差了，袁卫星对工作的热情也没了，他一度甚至认为，文化基础课对学生来说并不重要。一方被动地教，一方被动地学，一心要跳槽的袁卫星开始和尚撞钟式的工作。

　　直到那个农民父亲的出现。

　　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有个学生的父亲急匆匆地跑到学校来找孩子。袁卫星的语文课刚刚开始了五分钟，他不在意道：“有什么急事？把孩子叫走去谈吧。”

　　“这怎么可以？这可是语文课！”那位父亲连连摇头，“等他上完课，我再带他走。”此后，这位打着土布雨伞，裤腿挽得高高的父亲，就站在教室外一直等到下课。

　　那堂课，袁卫星上得格外沉重。原来一堂语文课，在学生家长心目中是这么的重要。他扪心自问：“在学生生命中、教师生命中，语文课又该是怎样的分量？”

　　袁卫星对教课的态度从此改变。不管底下坐着什么样的学生，他对每一堂课都特别投入。因为，他觉得每堂课上，都有一位特殊的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外边滴雨檐下的父亲。

　　也因为这个父亲，袁卫星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自己的理想———做一个“有个性的学者型教师”。这个理想，得到了爱人的善意嘲笑，有个性不难，做学者谈何容易。袁卫星迅速投入到积极向理想前进的状态。

　　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做成了三件事。

　　一是参加本科函授。那时制度上对教师并无太严格的学历要求，袁卫星此前也两次报名，但都在考试前临阵逃脱了。考前一周，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面对一堆方便面，通宵达旦地复习，最终考取了苏州市教育学院。二，参加张家港市精品课比赛。这个赛事原本不对职业中学开放，袁卫星为此特地写信给教育局争取了参赛资格，并获得了一等奖。这一年，袁卫星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教育教学论文。

　　“这完全是一种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袁卫星觉得辛苦，但有无穷的快乐。

　　这时，他的脑海里有了一个新想法：我被唤醒了，那么学生，应该更需要唤醒。

　　校园生活质量堪忧亲情激发生命热度

　　1996年，袁卫星调往梁丰高级中学。他对那里的学生有个特别深的感受，学生们学习都不错，但是亲情缺失却在这些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到放月假回家的时候，袁卫星觉得学生们应该是飞毛腿般兴高采烈地往家冲的，但事实上很多学生却无精打采，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他观察学生平时打电话，也是寥寥数语，很不耐烦的样子。

　　“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电脑、电视的普及，让学生与学生独处时间多了，

青春期的孤独感、学习的压力，使亲子沟通少了，学生这时往往体会不到亲情的可贵，生命的美好。”

　　亲情是一种能量，可以在很多情况下激发出生命的热度。袁卫星一直在琢磨“唤醒”这个事情，“状态可以改变一切，为什么不能激发学生的状态呢？”

　　怎样“唤醒”这些讲个性的青春期孩子呢？袁卫星决定打“亲情牌”，用“感悟亲情”的专题式语文学习来唤起学生对于亲情的认知。

　　他先让学生做热身运动，比如打电话回家，记录跟父母的谈话。日常行为一旦上升到语文活动，学生们一下子就开始细心起来，说话的内容越来越多。然后让学生仔细观察父母形象，做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年年都有，以前的学生作文，仿佛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父母为了我很操劳”、“头发白了，皱纹多了”等等，袁卫星说：“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想像”。

　　袁卫星适时地给学生们一个题目，给家人写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批改作文，而是让学生把这篇作文寄给他们笔下的家人，让家人来作评判。

　　此后一个多月里，家长们陆续回信了。在信中，他们用笔和孩子做着一次平常所没有做过的情感交流。

　　杨洋为母亲写了《母亲的唠叨》一文，他说妈妈的唠叨常常让他烦得不得了，可是，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母亲身体不好，再说唠叨也是为自己好。随着《母亲的唠叨》一文寄回的信中，杨洋妈妈写了三封信。

　　一封给杨洋：“儿，妈妈知道我不但是个爱唠叨的母亲，而且还是一个手术后脾气很坏的母亲……你知不知道妈妈的内心又是多么的痛苦，妈妈多么想对你说：尽管妈妈手术以后脾气不好，但妈妈心里永远对你充满着无限的爱！同时我又多么希望你能原谅一个有病的母亲。感谢袁老师把你写的作文寄给了我，才使我真正的了解了你，孩子，谢谢你的理解……”这位母亲还给袁卫星和数学老师写了信，饱含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关切。“希望多多地帮助他，孩子的路，我希望他走好。”三封信都用方格纸认真地誊抄，没有丝毫的涂改。

　　袁卫星考虑许久，与杨洋进行了一次谈话。亲情的力量引发心灵震动，成绩平平的杨洋在半年后，以超常的成绩考入重点本科院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

　　“这就是一种状态的唤醒。”袁卫星说，“现在的学生快乐的不多。一方面，校园生活质量，如身心愉悦的程度、内心充实的程度、成就感等等，和空气污染指数一样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只关心学生的成绩，却很少关心学生‘为什么’。学生学习的动力源问题，远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创造思维、强化创新意识等等，只能是一些空话。”

　　让学生学会感动，享受生命的充实和快乐，才能体会生命的价值和美好。这也是唤醒学习意义的最好方式。

　　面对永恒的话题“日得本”上的意义疗法

　　“生命教育，不仅仅是珍惜生命的教育。”袁卫星坚持，生命教育应该是完整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养成教育。那个叫小天的学生让他深有感触。

　　2003年3月17日清晨，袁卫星正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突然，课代表神色慌张地送来同学小天的“日得本”———袁卫星让同学们在上面时常记录自己的收获。小天没有来上课，而上面的文字让袁卫星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个孩子，分明是写了遗言要自杀！

　　袁卫星以前就了解到，小天家庭情况比较复杂，性格敏感，平时不爱说话。他马上打电话到小天家里，小天的母亲还一无所知，说他感冒了，不想上学，在床上躺着。袁卫星决定暂时不把事情告诉小天妈妈，他要小天来接电话，告诉他今天的语文课，有外校老师来听课，老师想把课上得棒棒的，需要他这个语文学习优秀的学生、小诗人来撑场面。

　　半小时后，带“病”赶来上课的小天出现在教室里，袁卫星向他竖了竖大拇指。

　　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袁卫星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再上预定的课程了，他上网打印了残疾诗人周大观的《我还有一只脚》，带上一沓白纸，走向课堂。这堂课，他跟学生讨论“善待生命”，让学生寻找生命的意义，活着的理由。课后，袁卫星又将写给女儿的关于生命感悟的长信分印给学生。

　　小天主动来找袁卫星了。他们有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小天说他决定去染发，他白头发较多，就是思虑太多造成的。从初中开始，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活着有什么意义？

　　是啊，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奥地利精神医学专家弗兰克博士经常问遭遇剧痛的病人：‘你为什么不自杀？’病人的答案，通常可以为他提供治疗的线索。有人说是为了子女，有人是因为某项才能尚待发挥，有人则只是为了保存一个珍贵难忘的回忆……这些纤细的丝为一个个伤心人编织出意义和责任，构成了他的‘意义疗法’。”

　　“我们的教育也应当来一些‘意义疗法’，让学生体会生命的意义，感觉充实。这也是一种唤醒。”

　　袁卫星首先支持他染发，但要求他征得父母同意，然后找正宗的理发店，用正宗的染发水，并且染黑发。小天说行，并说那工作后索性染白发。袁卫星笑了，愿意跟他打赌，工作后他染黄发的可能性有，染白发的可能性无。此间，袁卫星为小天描绘了他未来的生活场景，工作情形，努力方向，并建议他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作家，过富有创意和诗意的生活。

　　谈家庭、谈学习、谈将来，甚至谈爱情，谈话终了，袁卫星打开电脑，找了一篇学生文章送给小天，题目是《活着，真好》。

　　一年后，小天考取了本科高校。

　　然而小天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在大学里的小天，依旧遇到很多问题，家庭的、情感的、生活的。在苦恼的时候，他最信赖的人依旧是袁卫星。袁卫星因此更加感受到生命教育的迫切。“我们的孩子，往往是个空心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没有人生观价值观的系统培训，所以即便到了大学，还是不知道如何应对困境。”

　　袁卫星越发感觉一个人无力承担起学生的生命教育问题，现在，他开始尝试利用网络，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共同为生命教育的普及出谋划策。

　　健康的心理和人格女儿生日信中的生命教育

　　袁卫星与女儿，看起来更像是朋友，在女儿身上，袁卫星同样贯彻着他的生命教育理念。

　　“可依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袁卫星说。

　　几年前，妻子因病动手术，袁卫星拉着小可依一直在手术室外等了五六个小时。此后，可依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有一回，袁卫星发现孩子在日记中说，为了她学钢琴，爸爸妈妈花了2万多块钱，她一定要攒钱把这笔“债务”还上。袁卫星于是跟女儿约定，让她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每篇日记都有稿费，从她的“债务”里扣除。小可依立刻高兴地答应了。那时在外地工作的袁卫星，每个周末一回家，就抱着女儿坐在沙发上一起看日记，讨论，作点评。

　　袁卫星对女儿实行“放养”，他惟一亲力亲为的一件事，那就是女儿的阅读。只要女儿愿意看书，他就去找各种各样的好书来，列出书目供女儿选择，还对书中章节作点评，和女儿一起讨论。

　　经常在外出差，袁卫星也常用书信跟女儿沟通。每年生日，他都会给女儿准备一份特别礼物，就是生日信。

　　可依10岁的时候，他告诉女儿要健康、善良、正直、文明，“首先要坚持锻炼身体……还要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做个‘端正的人’……”

　　他调到外地工作，也会跟女儿解释：“女儿，现在我想和你说说爸爸不在家的原因。我刚刚离家到外地工作的时候，你曾经问我：“爸爸，为什么你要到苏北去？”我当时没有认真地回答。那时你还小，觉得有许多事情你不懂，也不必管。现在看来，爸爸错了。你那么懂事，一些事情，稍加解释，就能明了；你是家庭一员，有权知道这个家庭的一切。”

　　“在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就要像什么事情。”是袁卫星经常对女儿说的一句话。刚刚过去的可依12岁生日，他开始跟女儿谈生命、青春、责任和感情。“你的心灯点亮了吗？爸爸没有别的礼物，这就是馈赠。”

　　“我觉得爸爸是个挺伟大的人。”12岁的袁可依想想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