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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本来是哲学层面的最形而上的人类天问，没承想，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现实层面的最形而下的人生发问！
2006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长篇特稿，题目是《没有户口，我是
谁？》，讲述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的孩子与一位法官的故事。法官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高洁，孩子在报道中的化名叫李志高。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李志高，自幼不知母亲是谁，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后因敲诈勒索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尽管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但是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
“罪与罚”是实在的，然而，“权和利”却没有了，李志高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这样的“责权不对称”实实在在上演了，幸而在这个时候，在道德良心层面的“法与情”的故事发生了：法官高洁像姐姐一样关心起这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而今被她亲手依法定罪的孩子，东奔西走帮助他这张飘零的落叶寻找“根”，求解“究竟从哪里来”的难题……
可派出所也有苦衷：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高洁带着李志高寻母，最终失败而归——母亲已不知何去何从。报道最后说：李志高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需要发问的是：在中国，有多少像他这样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要为此承担责任吗？他们就因此不能有一个公民的权利？他们就因此无权证明自己是一个中国公民？”
一个人，从自然人到了社会人，他或她依存于国家而存在，除非他或她是“白毛女”久居山洞无法回来。而今我们发现，李志高虽然是“社会人”，但他却生活在社会的“山洞”里，就因为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进而想之，他甚至如同没有那虚悬的“国籍”！对他来说，“国家”和“政府”是触不到摸不着的；所以，他也只能牵手一位曾经给他依法定罪的善良的女法官。
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基本权利的获得，应该是“似虚而实”，就是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像空气一样处处无形存在而能让人时刻呼吸得到；不会是“似实而虚”，依靠一个善良的具体的而又素昧平生的“他人”偶然地侥幸地得到（甚至是寻寻觅觅踏破铁鞋最终还是得不到）。这是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国家之外的某个公民或某个群体不会存在什么权利。英国宪政学者霍布斯在他的《论公民》一书中说：“权利的接受者与国家的关系，不是头部与整个人的关系，而是心灵与整个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一个人失去“心灵”，不是个人的悲凉，而是国家的悲哀。
无权者的权力在哪里？无力者的力量在何方？其实，类似“没有户口”的故事曾经出现过，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已经在“冰点”里“拍案惊奇”了一回，报道题目是《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那里头的问题不是“生”的问题而是“死”的问题，所以开篇就问：即使去往天堂的路上，你也千万不能忘了带上户口，你要是没有呢？那位叫李秀珍的女人，在北京近郊一间平房里病逝，由于她没有户口，医生不能开具死亡证明，又因为没有死亡证明，殡仪馆不能给予火化。30年前，老家在黑龙江乡下的李秀珍，不仅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还全家8口都被注销了户口，开始了“黑户”的漂泊生涯。颠沛流离的李秀珍直到“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是“黑户”！一位共和国的女性公民，就带着这样的黑色幽默走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位中国公民无声的呼喊，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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