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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立芬
2005年，以中国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为代表，中国各级官员在面对各类问题时的“怒斥”，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常见情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这种“怒斥”现象，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因为它把原来那种一般被严格局限在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批评，公开给了社会。而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对官场之“家丑不可外扬”潜规则的抛弃。
对这一潜规则的抛弃，当然也便使得两千年来横行官场的“官官相护”越来越缺乏存在的基础。
当然，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它是中国官员在面对越来越开放的媒体时不得不采取的一项应变措施。因为由于媒体的开放，发生于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事件都被及时的告知给公众，而公众当然对所有事件都会有一个态度，并通过媒体及时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公众舆论压力。这种压力也就无一例外的会传达给相关的责任官员，逼着他们不得不通过媒体公开对公众的态度有一个呼应。
我们可以这样想，因为这种呼应（即“怒斥”）是公开发表的，而且还有一个公众舆论压力在前面，所以，客观上说，它也就必然要求具备极强的针对性，要求具体并且明确，不允许表现出模棱两可。而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相比于以往的内部批评，“怒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出官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
但是，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怒斥”现象说到底体现为高层权力对低层权力的指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压榨。而之所以说它甚至是一种压榨，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其实表现为高层权力对于它自己所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推卸——高层权力最起码应该为低层权力的错误承担管理责任。正是因此，“怒斥”现象在让我们满意于政府官员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开放姿态的同时，却也不能不让我们遗憾于它还带着十足官僚主义霸权的烙印！
于是我问我自己，除了“怒斥”，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式作为官员们对公众舆论压力的一种呼应了吗？应该是有的，而那便是：自责！
我是这样想的，相比于“怒斥”，“自责”其实是对事件责任的更真实客观的解释。很明显的道理嘛，虽然问题出在基层，但如果高层的管理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基层又如何会出问题呢？正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布什才会因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美军虐囚事件而向伊拉克战俘、向阿拉伯世界道歉。那么，我们的安监局长为什么不可以因为频繁发生的矿难而向全国的矿工、及所有国民道歉呢？
同时，相比于“怒斥”，“自责”也更见官员的道德感召力。这个道理当然更简单，因为“怒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自责”则是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嘛！两者于道德上的高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所以，仅仅是从获得公众的更好评价来考虑，我以为，“自责”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官员们在面对各种事件表态时的首选。而我相信，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考虑，“自责”的态度也会比“怒斥”更有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所以，在新年伊始读到河南省副省长怒斥恶意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报道时，（1月18日《中国青年报》）我写下这些文字，希望它能给我们的官员们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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