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工荒”时代：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在遍布珠三角五花八门的加工厂，在多如牛毛的建筑工地，在各式各样酒楼、发廊、按摩屋，上千万的农民工从事着不同行业，但生存状况大抵相同。随着对农民工问题了解得越深入，记者的心情便越感沉重，这个庞大群体散乱、无序、缺少组织，整体素质不高，他们的权益自我保护几乎是无意识的，而各种显形、隐形的“体制性遗忘”、“制度性歧视”，正成为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重要根源。”

　　精神障碍：民工在城市的“孤岛”生活

　　中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1500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

　　北京安定

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除遗传因素外，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

　　这些流动人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心理问题。根据深圳市委党校迟书君教授2002年对当地1900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接近半数的人感到过性压抑；两成的人想过或购买过性满足；一成的人曾为钱而满足他人的性要求。在北京打工的四川农民张志强并不认同专家的分析。他说：“焦虑、孤独和压抑是城里人的‘心理疾病’，对我们而言却再正常不过了。”

　　王春光说，公共空间和社区缺失是最重要的诱因。“社会生活空间对农民工完全呈封闭状态。他们不看电影，不去繁华地段逛街。除了干活和睡觉，他们只能看看街头电视，蹲在路边聊天，彼此开开玩笑，没有心理疏导和自我成长的途径。”

　　■热点透视

　　

　　最低工资：别成了盘剥农民工的借口

　　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本是政府对工人基本生存权的制度性保护措施之一。但由于广东各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订得过低，不但削弱了它对工人的保护作用，有时反而变相成为对工人的制度性歧视。最低标准线成了一些企业过度压榨工人的“保护线”，竞相紧靠着最低标准为工人开工资。

　　中山大学法律诊所黄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我国劳动部门也已出台这样的规定，但目前珠三角许多城市却只是20％－30％。如2002年，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510元，相当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092元）的24％。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特区内600元、特区外465元，分别相当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2330元）的26％和20％。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450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1473元）的30％。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1563元）的29％。

　　10年来，农民工工资停滞不前，与城镇户籍职工距离越来越大。据统计，10年间，城镇户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2．3倍，而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只增长了28％。这意味着：农民工工资几乎丝毫未动！

　　子女教育：民工下一代的心理危机

　　一些经过种种努力已经进入城市学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当他们的父母把孩子送进校门时，也许并不是幸运的开始，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将面临新的问题。“有的教师、孩子看不起我们，他们有钱，我没钱。他们是城里人，我们是乡下人，”在南昌市某小学上学的一位农民工的孩子对记者说。在孩子那无助目光的后面，记者看到了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

　　另外，一些农民工子女已开始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副教授张业祥在谈到此问题时说，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入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孩子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特殊群体，这个问题应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冯丽曾曦）

　　■社会关注

　　

　　三种非政府力量关注民工权益

　　庞大的打工群体的生存和权益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就活跃着十余个非政府组织或机构，他们以各种形式和面目出现，用各自的方式在维护打工者权益问题上发挥作用，成为政府之外关注打工群体的又一重要力量。

　　一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出现。庞大而无助的打工群体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一些民间人士或学者、律师开始尝试建立一些组织和机构来提供帮助。但由于制度的限制，目前出现的这些非政府组织面目模糊，有的以工商个体户的形式注册，有的挂靠在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里，以工作室或服务中心的身份出现。

　　二是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即“订单的力量”。由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以出口加工型为主，许多加工企业都是按照跨国公司的订单生产。近年来跨国公司由于受到国际社会关于“血汗工厂”的指责而越来越重视自身社会形象的重塑，不少跨国公司都制订了维护工人权益的“全球守则”。

　　三是来自境外慈善机构的关注。近年来境外慈善机构、基金会开始将关注点投向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打工群体，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由于濒临港澳的地缘特点，一些境外慈善机构不仅通过资助方式向打工者提供援助，而且开始探索性地设立一些分支机构，直接为打工者提供服务。（车晓蕙钟玉明徐清扬）

　　●生活剧照

　　

　　镜头1：苦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挤3趟公交车，从位于上海东北角的五角场地区，斜穿整个市区，到西南部的长宁区建筑工地做泥水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左右，加班的时候还不止。中饭在工地上吃，吃完饭接着干，没有休息。苦？当然苦。每天晚上一躺下，浑身就像散了架。我也习惯了，从24岁干泥工，至今已8个年头。好歹辛苦一年能有个六七千元收入，比呆在家乡种地强。趁年轻有力气再干几年，一过40岁，打工就没人要了。”在汽车的颠簸中，在上海打工的何书文一边说话，一边哈欠连天。

　　镜头2：哀

　　冯俊岩，安徽太和县人，1994年和妻子翟秀花一起来天津谋生，从拾荒到卖菜、卖水果，现在有了一些积蓄，然而，10年来他没有交着一个天津市的朋友。

　　我没交着城里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过，但那是一面热，人家城里人根本看不起你。我天天卖菜、卖水果，跟一些人混过脸熟，有很少的人见面时打个招呼、点个头，我就很知足了。也有城里人主动跟我们交往，但那是用得着你的时候。有力气活儿了，他们想起我们了，也满脸堆笑，有的人甚至喊爷爷奶奶。可一旦干完活儿了，用不着你了，扭头就走，有的下次碰个对脸也装作不认得，很难再交往下去了。

　　镜头3：乐

　　当他们的汗水预期变成可以把握的财富时，民工是快乐的；当他们的尊严偶尔能得到城里人的尊重时，他们更是开心的。盐城来上海的搬运工老吴告诉记者，他干这活已6年，为多少人家搬过多少次东西，他几乎不记得了。但去年秋天，为

复旦大学换宿舍的研究生搬家，他却怎么也忘不了。“学生嘛，真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每箱书都很重，我刚要准备扛到肩上时，那位研究生立即帮助托了一把。我每趟下楼时他都要叮嘱：‘大叔，慢点，当心扭了腰！’”老吴说，老实讲，背着百十斤重的书，上下6层楼不断地爬楼梯，很累，“但那天我没有觉得搬运工低人一等。大学生们把我当人看了，与他们一样的人。”（辛华）（文中农民工名字为化名）

　　（夏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