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首中国科技之巅

　　

叶笃正

　　1月9日，在我国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向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颁奖。

　　叶笃正院士是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他在全球气候变化、大气环流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原始创新贡献。同样，吴孟超院士是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首创的肝胆外科手术新方法及其手术成功率，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

　　气象泰斗、神刀医师这样两位专家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可谓名至实归。而作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次动员会，此次大会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再是一句空话，它将感召着更多优秀与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不断奋进与探索，在不同的领域中创造无尽的价值与财富。

　　叶笃正：心忧地球未来

　　叶笃正，著名气象学家，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开拓者。1940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1948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为中国科学院顾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气象学会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

　　叶笃正早期从事大气环流和长波动力学研究，对动力气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个世纪50年代，开拓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的研究。1958年与陶诗言等提出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季节性突变，引出对此一系列的研究。60年代对大气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自70年代后期起，从事地球－气候关系和从事并倡导全球变化的研究，使中国这方面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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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科学救国”路

　　1916年，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份气候纪录。这一年，叶笃正在天津降生。叶笃正跟同龄人不一样，在14岁以前没有进过学校，一直是受的私塾教育。

　　1935年，叶笃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并积极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他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城，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学生救亡团，跟随部队辗转陕西、山西。

　　后来，叶笃正几经周折回到学校，那是由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后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怎样才能救中国，在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中，叶笃正主张走“科学救国”之路。叶笃正考进清华时一心想学物理，后来在与钱三强的一次偶然谈话后，他决定改学气象。当时将要从物理系毕业的钱三强对他说：“你还是搞点实用的学问吧！学气象比较好，中国的气象科学太落后了。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叶笃正听着在理，于是大学毕业后，便考进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成了气象学家涂长望和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研究生，专攻大气学。两年后，通过论文答辩，经竺可桢介绍，进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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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做事”

　　1945年初，叶笃正被选送去美国

留学。在芝加哥大学，他终日投身到紧张的学习之中。1948年，叶笃正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受到各国气象学界的重视，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沿用他的研究成果。叶笃正毕业后留校，师从世界著名大气物理学家罗士贝进行研究工作。他的勤奋和聪明深得老师赞赏，成为了以罗士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罗士贝很喜欢这个性格文静的东方青年，很快请他主持了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夏威夷的气候。

　　这时，美国气象局多次来找叶笃正，提出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到华盛顿去工作。叶笃正拒绝了，并提出回国要求。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叶笃正的多次回国申请都遭拒绝。但他依然归心似箭，为此四处奔走。终于，他的导师罗士贝被他说服并感动了：“我支持你！我请你到瑞典去。你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然后从瑞典去中国。”1950年，叶笃正经香港回到中国大陆。在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刻，叶笃正泪留满面，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到家了”。

　　每次回忆时，叶笃正都不觉得后悔：“我是中国人，我要给中国做事，给中国老百姓做事，这是我应该回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如果我留在美国的话，美国不会给我这么一个舞台。不仅仅在研究所，我还可以在气象局方面有很多的工作，来听意见、搞规划等等，这个舞台是美国不能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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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

　　那时，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气象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叶笃正感慨地说：“当时的中国最需要懂得现代气象科学的人。”

　　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不久，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央气象局共同建立了天气分析预报联合中心和气候资料联合中心，叶笃正参与了中心的工作。这两个中心随后发展成为采用近代方法做天气预报的中央气象台和以近代方法整编气候资料的气候资料室。

　　叶笃正是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现在国内著名的气象学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的许多学生至今还记得他曾经慷慨而言：“中国的天气预报要在物理、数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在我国该结束了。”

　　叶笃正在繁杂的工作中，教书、育人、创业，年复一年地着手建设中国的气象科学。仅几年时间，他就和其他人一起把大气物理学的主要分支都一一建立了起来。由他担任所长的大气物理研究所，从原来的十几个人只做一些天气和气候研究，发展到数百人、门类齐全的大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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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老科学家的深深忧虑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中，叶笃正在大气动力学、大气环流、气候学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领域成就卓著，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现在，年事已高的叶笃正仍然没有停止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我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可是时间总是不够用。”他说。

　　作为一名老科学家，叶笃正经历了中国从忽视到重视气象事业的全过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做得非常糟糕，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气象了。”他说，“要延缓这个破坏气候的进程，首先要注意排放，不能愿意排多少就排多少；其次要保护，不过，保护并不代表要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而今，叶笃正的名字已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这项世界瞩目的国际合作项目联系在了一起。20年前，几个美国气象学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求叶笃正的支持。从此，人类才真正开始了对地球未来命运的关注。可谁又能知道，叶笃正起初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时压力很大，当时有人说“什么全球变化，让它去变好了，关我们什么事”。叶笃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冷嘲热讽搞研究的。

　　199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使防止全球变暖从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但由于美国的退出，使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受到了沉重打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付出大量心血的叶笃正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共同应对人类未来的命运。

　　近百年来，人类无序的活动，造成了环境的急剧恶化。在人们沉浸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喜悦中时，叶笃正却怀着一份深深的忧虑。他提出的“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诱发的全球变化”等课题，成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研究内容。叶一直从事旨在充分利用全球变暖的正面效应、降低其负面效应的研究，并在2003年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作为一位90岁高龄的科学家，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早就应该退位了，我想要把这事情搞起来，必须要找一群人来做这个事，不能对不起国家。”

　　这位老人多年来总是随身带着本子，将自己想到的问题和偶尔出现的灵感记下来，并敦促自己尽快行动。“我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完成大部分计划，人生就将没有遗憾”，叶笃正说。

　　吴孟超：大写肝胆春秋

　　吴孟超，192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吴孟超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开辟了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新领域；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推动了国内外肝脏外科的发展，多数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原创于中国，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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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巧无比的手

　　吴孟超有着一双神奇的手：白皙，修长，指甲修剪整齐。这双手曾挽救过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

　　跟随吴孟超干了10余年的器械护士程月娥说：“老爷子绝对是我们大家的偶像，个人魅力十足。别人用钳子、刀子半天分不开的地方，他用手抠抠就分开了……总有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出血多了，肿瘤破了。他双手伸进去，脸朝着天花板，闭着眼一掐，血就止住了，你不服不行。”

　　正是这双起死回生的手，创造了不少生命的奇迹：从1958年收治第一个肝癌病人起，吴孟超率领同事们已成功实施肝叶切除术1万余例，手术成功率达98.5％，术后5年总生存率达36.1％。百忙中，这双握手术刀的手翻译、撰写了《肝脏外科入门》、《肝脏外科学》、《腹部外科学》等一系列专著、文章，对于肝胆外科手术的实践做了精辟的总结与理性升华。

　　正是这双所向披靡的手，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成果奖、何梁—何利基金奖、陈嘉庚医学科学奖和“模范医学专家”、全国“侨界十杰”等桂冠。

　　这又是一双慷慨无私的手。他将所获的各类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设立了肝胆外科医学基金和医学奖，迄今已有20余位杰出后辈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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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薪尝胆走向世界

　　吴孟超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投奔在此打工赚钱的父亲。在那里，他一边帮父亲割橡胶一边读书。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把割胶刀玩得飞转。这也许是吴孟超所接受的最早的操刀训练。

　　1943年，吴孟超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肝胆外科专业。中国是肝炎、肝癌高发地区，但肝胆学研究长期是一片空白，直至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单列的肝脏外科，肝脏手术更被视为禁区。1958年，一位外国外科权威来上海考察后断言：中国的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听了外国专家的话，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字，压在写字台上。

　　1949年，吴孟超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由于怀疑身高只有1.62米的他能否在手术台上操刀自如，因此学校不同意他当外科医生，可吴孟超的志向是当一名一流的外科医生，他婉言拒绝了学校让他做儿科医生的安排，继续追求自己所衷情的事业。机遇往往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在一次应聘中，吴孟超被华东人民医学院外科录用，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1951年，医学院改为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成为一名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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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智的头脑超前的眼光

　　即使是年轻人和吴孟超对话，也常常会自叹弗如。一个耄耋老人，思维竟如此活跃、敏捷，考虑问题又如此缜密，具有战略眼光。据说，有的研究生想糊弄“老头子”，以为他日程排得满满的，对一些最新的前沿科学不见得了解，做论文时想打马虎眼。谁知“老头子”明察秋毫，连哪篇学术论文登在新出版的哪一本杂志上都清清楚楚，还加以补充，吓得学生们再不敢懈怠。

　　吴孟超早就明白：“手术做到这个份儿上，基本到头了。不从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于是，在他的团队里，与肝癌病因学相关的信号转导，以生物治疗为主的干预性治疗，包括肝细胞凋亡、肝再生机制的生理研究，关于肝移植的免疫耐受、脏器保护等，都在吴的指挥下，各有领军人物向前沿冲刺。

　　吴孟超的眼光永远是超前的。1978年国家教委恢复研究生制度时，吴孟超就率先在校内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人才—成果的“滚雪球效应”构筑了临床与科研互动的平台。20世纪80年代初，吴孟超又把自己的学生相继送到国外深造。于是有了闻名遐迩的“哑铃模式”———临床研究在中国，基础研究在外国，科研人员半年在国内，半年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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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停息的脚步

　　翻开吴孟超勇闯禁区的记录，可谓是硕果累累。

　　1960年，由吴孟超主刀，为一位右肝叶生有恶性肿瘤的中年妇女成功施术，打破了肝脏手术的禁区。1963年，我国首例中肝叶切除术成功，吴孟超闯入“禁区中的禁区”。1975年，吴孟超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直径63厘米、重达18公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创世界纪录。1983年至今，为16位婴幼儿切除了肝癌。最大的孩子两岁，最小的仅4个月。1999年，与陈汉教授一起，再次为一术后33年肝癌复发的病人进行肝癌切除术，术后病人健康如常人，是该院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癌病人……

　　吴孟超说：“关心、爱护病人，帮助他解决困难，这是我们医生的本分职责。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伸出手帮助他，他会感激你一辈子。我这一辈子要能躺倒在手术台上，就算是光荣地结束了。”

　　《市场报》(2006年01月13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