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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人伟，1933年生，浙江金华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获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曾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收入差距加大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直接结果。在赵人伟看来，伴随改革开放每一个重要进程，收入差距都在相应作出变化，其中折射出太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20年没有涨工资
他决定探个究竟
1977年，改革开放还没来。但对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赵人伟来说，发生了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他涨了7块钱的工资。
与赵人伟一样，全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涨了工资，最高涨幅不得超过7元。据说当时有很多单位出现了两个人共享7元钱指标的故事。
这是自1957年之后的20年里，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普调工资。
这次涨工资让赵人伟感慨万千。与收入冻结伴随的是企事业单位职称评比的停滞。据说当时有一所大学，一家三代教师，爷爷是助教，儿子是助教，孙子也是助教。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决定探个究竟。
赵人伟深入研究了工资和物价20年不变的“双冻结”现象，指出这种貌似平均主义的背后被人忽视的问题：对年轻人不公，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积极性不足。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并因为此文，他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我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起点。”由“平均主义背后的不平等”思路出发，赵人伟进一步认识到“大锅饭”时代中的另外两个不公平。
一个是城乡之间由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产生的价格扭曲造成巨大的城乡差距。另一个不公平是更隐蔽的问题。在城市里，因为房子、教育、医疗等补贴按照职位来实行分配，以公房改革为代表的实物补贴货币化，加速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此时，改革开放大闸已启，收入分配领域正在发生着第一次深刻变革。先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实施，极大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收入迅速提高。而在城市也开始出现分化：一些跑到外企和自己摆摊卖烤地瓜的体制外人迅速鼓起的钱包，让体制内依然一潭死水的人感到抬不起头。
一个关键机遇的到来，使赵人伟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18年的三次调查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与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达成了合作协议。
1988年春天，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成立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话题，最典型的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在讨论这些让教授们“寒心”的现象后，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仅要判断性研究，还要作一个经验性的实证研究。
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调查问卷设计成功。最后成型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实物收入的问题具体到了几十个，发了几斤水果、几斤粮油，市场价是多少等等尽在其中。
福特基金会赞助了20万美金，赵人伟等人因此开始了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调查样本包括农村1万户，城市9000户，付给每一户被调查人30－40元钱费用。
1993年年底，课题的英文版论文集出版，1994年又出版了中文版的论文集。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一诞生就被视为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经典之作。他们的数据在国际上甚至有了一个专有名词：Chips（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s）。
区别于国家统计局笼统的收入统计，赵人伟他们第一次把实物收入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并基于此用基尼系数给出了中国收入差距的具体数字：198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达到0.325，城市为0.233，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论，一个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就步入贫富差距拉大的黄灯区。当时国家统计局还没有进行过基尼系数统计，赵人伟等给出的这个数据令政府和学术界都大吃一惊。
1995年，赵人伟带领课题组做了第二次居民收入差距调查。此次调查问卷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失业问题、财产问题，还特意调查了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
1999年，由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问题再研究》一书出版。
2002年，赵人伟退居二线。在福特基金会和瑞典国际开发署的赞助下，由李实主持完成了第三次大规模居民收入调查。调查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越是穷的地区收入差距就越大，高收入阶层占有的财富速度加快。
“20多年以前，世界银行认为，当时的中国居民除了可以略去不计的极少量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然而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赵人伟在一篇论文中感叹到。
收入差距的政策归因
18年的调查中，赵人伟和李实多次到样本地进行实际考察。数据显示的收入差距远不如他们亲眼所见来得震撼。
赵人伟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978－1985年，中国农村首先进行了改革，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61。
1985年后，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从农村改革转向了城市经济改革。虽然农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但城市各种实物补助提高的幅度更高，因此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2.91。
最后一个时期开始于90年代中期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家保护城市居民时代的结束。
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和谐社会。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仅影响公平，更会影响效率，尤其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赵人伟总结其20年的研究经验说。
摘自《商务周刊》
《市场报》(2005年12月09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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