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
2005年是令人痛心的“自然灾害年”，也是对人类救死扶伤精神的特别考验年。南亚海啸导致24万人丧生；危地马拉爆发洪水卷走数百人的生命；数场飓风袭击美国，遇难人数已达数千；10月印巴克什米尔大地震，8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现在，又有笼罩全球的禽流感疫情……
这种种灾难都令全球痛心疾首，但在与这些灾难抗争的艰难过程中，我们身边也不乏为人类福祉而努力的英雄。11月7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甄选出全球17名“医疗英雄人物”。中国香港大学的管轶教授和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榜上有名，分别
被誉为“禽流感猎人”和“抗艾先锋”。
禽流感猎人 管轶
管轶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副教授，他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并证实SARS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病原体。2004年底，他领导数十名科学家研制出全球首支禽流感快速测试剂。
如果没有非典（SARS）和禽流感这两种人类最恐慌的病毒出现，他恐怕还只是一个烟不离手、性格冲动的实验室研究人员。
早在2003年5月非典爆发时，管轶率先在实验室确定带有类似“非典”的冠状病毒，并在深圳出售的果子狸、貉及獾身上找到非典病毒。那段时间，管轶每个星期都会到广州与深圳的野生动物市场收集样本，并且确认非典病毒会再次爆发。在他和当地医务人员的促请下，广东卫生局与农业局于2005年初宰杀了所有果子狸，遏止疫症扩散。管轶对此只是淡淡地表示：“希望我的努力能继续拯救世界，免受这种疫症威胁。”
如果说是当机立断的性格令管轶成功防止非典病毒的第二轮爆发，那么在与禽流感的斗争中，他显示出了常人所不具备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在短短5年时间中，管轶凭借他在中国内地的网络，成功采集了10万只禽类样本，这一数字超过了全世界任何专家的采集范围。
于是在2003年末，也就是第一波禽流感在东南亚爆发后，管轶立刻跃身为全球独一无二的“人类病毒预警系统”专家。
人们难以想象，完成这种工作需要经历多么脏乱、艰难的收集过程。管轶的同伴们需要说服禽贩，从臭气熏天的死禽身上获取血液和粪便，取样研究。就这样，管轶和同伴们成功找出超过250个H5N1禽流感病毒品种，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知道动物体内有什么，才能知道人类可能传染什么。”
管轶生于江西省宁都县的一户贫困家庭，但自小勤奋好学的他16岁时就被江西医学院录取，21岁就获取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硕士，并在香港攻读博士期间应邀为世界流感研究中心工作。这个江西客家人的骄傲，如今已经跻身全球最具声望的流感病毒专家之列。面对目前情况严重的禽流感疫情，管轶已经和同伴们再次踏上了征程。
抗艾先锋 桂希恩
桂希恩教授在1999年撰写调查报告揭示中国河南蔡县艾滋村情况，及时遏制了疫情。他的结论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桂希恩，68岁，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个世纪80年代末被国家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2004年，温家宝对桂希恩登门拜访，并赞扬他是“好医生”。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说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例“怪病”后，桂希恩大吃一惊！他想到了1981年他在美国进修学习时，他的美国老师曾给他讲授过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该病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来传播的，桂希恩记得自己还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两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当进一步了解到，那些成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贫困都有过卖血的经历时，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奖章”称号的专家忍不住流泪了……
在长达4年的“地下”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艾滋病高发区就这样被发现。桂希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尘尘 盆盆 孟令奇（编译）
《市场报》 (2005年11月11日 第九版)桂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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