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难以告别旧的增长模式

　　我们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就是主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

　　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

　　GDP增长率仍然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我们需要把经济做大，需要高速增长，但 是路子一定要走好

　　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没有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我们自己的、也就是党中央所说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话，我们很难平稳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碰到很多的问题，都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我们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就是主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式、这样一个工业化道路的条件之下，你说严格执法、把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一起停下来，结果会是什么样？煤要减产一半左右。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严格执法，我是说光解决严格执法问题，如果我们的增长模式没有改变，我们现在增长率会是多少呢？所以说，如果关于增长模式的基本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日常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1979年和1981年我们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要点就是加强农业，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正式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十五”计划沿着这个路线，强调要优化结构，要结构升级，但是我们从1979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强调的是改变结果，而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去分析原因，去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了转变增长方式，要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强调要效率，提高效率支撑增长，但是怎么提高效率？为什么不能提高效率？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够，而事实上使得我们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那种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所以想改变结果，但是因为没有改变原因，结果也改变很慢或很少。那么有哪些旧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在起作用呢？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金融改革滞后，

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银行的信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的党政领导的影响，甚至直接由党政领导决定。除此之外，这些年来有个新的重要资源是由政府在配置，这就是土地，从农民那里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收来，然后在各级政府手里由他们来决定配置。

　　第二是把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

　　第三是我们现在税收的一半是生产型

增值税，中央地方七五、二五分成，这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个东西是跟产值直接挂在一起的。

　　第四个也很重要，非经济学家大概不太注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为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用行政办法干预价格，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决定的；行政决定有一个倾向，就是尽量压低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说劳动力工资尽量规定得很低，美其名曰吸引投资；贷款是保持过去的低利率状态，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的。

　　所有这四条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走回老的增长模式，就是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加上我们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来的要调整结构、优化结构，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下，人们就把调整理解为由政府来向什么方向调整，向发展那些产值高、税收多的产业，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风潮，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变成了全国的风潮。

　　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快地把经济做大，需要有高速度增长，但是路子一定要想好了。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很紧缺的。但是怎么做？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约资源，要改善环境，这需要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想办法，使中央这个要求能够落实。

　　（本文为作者在“科技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上演讲的部分内容）

　　《市场报》 (2005年11月04日 第十一版)

　　作者：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