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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孙汝祥11月2日北京报道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然而，如何正确认识当前三农形势，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1月1日到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新华社经济信息部主办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力图给出解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深化农村改革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
配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制度创新。在探索农民对土地等资产的财产权利实现形式时，必须要以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落实为保障。在乡村两级，通过制度创新，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为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创造条件，使乡村干部能得到社区群众的有效监督。
他还提出，以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方向，正在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组织形式。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王景新说，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亟须研究解决两大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政治权衡，有必要在支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同时，允许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用发展合作社联合社的办法，释放建立农会的要求，替代农会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农民组织化将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当前，由专业合作——社区合作——合作社之间联合的趋势已露端倪，有可能像美国农场局一样，形成从省到州县的农场局体系，正常合法地表达农民利益；其二，根据调查，我国农村存在类政权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维权组织、民间社会文化组织等四大类组织，其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既允许、引导，又规范农民组织发展，有效整合农村各类组织资源，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形成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是个空前紧迫的问题。
“农村的现实让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村的贫困，更为根本的是精神贫困。”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刘老石说。他认为，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懦弱，失去了最起码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和意识，完全没有了自信力。不仅仅单个个体如此，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农村也是这样。
“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的非组织化”，刘老石说。基层的整合能力基本丧失，靠基层政府和现有的农村组织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农民再凝聚起来，更没有办法从内部产生出推动农村向前走的力量。此外，农村的精神贫困还源于农村自身缺少外来信息的有效流入。
“既没有外来的精神支持，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生长的可能，又加上农民已经如同沙漠上的孤树，最后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生长出农村的精神来。”刘老石说。
如何重造农民精神家园？他指出，农民的精神成长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农民自身组织的成长，重建精神家园。所以，新乡村建设工作就要从如何让农民个体生长出自信和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两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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