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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随着钟敬文、张岱年、陈省身、费孝通、启功等一个个大师的离去，关于大师的话题也多了起来。人们在追慕大师辈出的那个时代的同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为什么今天的大师这么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次迎来大师喷涌的时代？
人们的愿望是善良的，可是现实的羁绊却是具体的。不说别的，一个学历就能难倒不少大师。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胡适向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由吴宓推荐，改聘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欲加拒绝。梁启超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当年，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早已传为佳话，而自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的启功如果没有陈垣的慧眼相识，也就没有后来的功成名就。1933年，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推荐下，启功被安排在辅仁高中教国文，不久即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而辞退；1935年，陈垣又荐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一年多以后仍以“学历不够”被辞退。但陈垣在1938年继续聘启功为国文系讲师，从而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研究学术史，我们会注意到学问和学位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排斥的。一些大师不是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要做真学问，没有时间顾及学位。陈寅恪在国外游历多年，浸淫于十几种语言，根本无意于学位；钱钟书只拿到副博士；华罗庚自学成材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进修，为了解决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塔内问题、完整三角和的估计问题等，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这就叫兴之所至，兴尽而返，毕竟学位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天性的发挥，分散大师的注意力。或者说学位与学问相比，前者不过是皮毛，后者才是真髓。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大师，要善于发现和使用；大师固然重要，发现大师的伯乐更重要。没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没有北大当年的辉煌；没有竺可桢的“教授治校”，原不出名的浙江大学不可能大师荟萃，英才辈出；没有陈序经，岭南大学也不可能把陈寅恪、王力、姜立夫等一流人才网罗进来。
可是，在博士、博士后满街走的今天，如果偶尔蹦出一个像华罗庚那样自学成材的大师，他会被承认吗？我们发现了一些天才少年，让他们接受了整齐划一的大学教育，多少年之后，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大师？陈丹青教授对我国艺术教育积弊的解剖，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学术门类？
这样的追问，会让我们清醒：像上世纪前半叶那样，批量产生大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并没有排除个别大师产生的可能。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一句振奋人心的话：“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眼下也是一个需要大师而且“制造”了大师的时代，那些自封的气功大师、文化大师还少吗？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我们不担心缺乏大师，而是担心真正的大师被扼杀被埋没。
《市场报》 (2005年11月02日 第十版)
作者：徐怀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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