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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在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上，副部长张保庆一改教育部往日言辞谨慎的风格，大胆怒斥一些地方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张副部长的“告别演出”。已经61岁的张保庆，已经到了中央规定的官员退休年龄。果然，10月28日，国务院免去张保庆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任命李卫红为教育部副部长。
张保庆对记者说，反正我要退休了。只有离了休才敢说真话，不禁令人悲从心起。这种现象何尝不是一种人格分裂。有这种“症状”的又岂止张保庆一个。有些事情，为什么大家在位置上时就想不到？美国经济学家TimurKuran写了一本书，叫做《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这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出于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张维迎曾说，“我敢肯定，相当部分官员对社会问题的私下看法与我们没有多大差别，许多人的思想比我还要激进……但一到公共场合，他们常常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废话。
有人说张保庆是个有良知的官员，然而，说真也是要有代价的，就是“得罪人”，甚至“拿自己的仕途作抵押”。如果张保庆还年轻，他有勇气说真话吗？一个国家的创新与发展，都离不开激励。在信息经济学中，激励制度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如何让人说真话”。当一个社会人人都公开说假话的时候，那么，公开说真话的无疑成了一个傻瓜。这种“囚徒困境”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隐藏文本”：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把真实的想法隐藏起来。在这样的社会，人人猜忌的结果是合作的趋势将变得越来越少，这不仅仅会阻碍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也会延缓社会的变革。
“如果一个社会里说假话成了普遍现象，说明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很有问题。”这是张维迎的原话。其实，张维迎也会说真话，但要看什么场合。我们常常奢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有良知的执法者出现，然而，再有良知的人也是理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期待包青天式的天生恪守良知的官员，我们能够期待的只有宪政，也即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治。
（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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