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户口限制的经济根源

　　北京评论 叶檀

　　近几天，有关修改户籍制度的政策与言论不绝于耳。如辽宁拟取消城乡户口界限，上学就业享同等政策，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这些消息并不新鲜，浙江省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区别，广东省将取消农业户口等消息早已见诸于前。可以说，随着中国市场体制的深化，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问题是，怎么改？

　　户籍制度往往与歧视联系在一起，但歧视并不是户籍制度的成因。从本质上来说，户籍制度是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是不同劳动组织经济运作方式的问题，是城乡不同的保障水准的问题。

　　现行户籍管制办法有违上位法而能施行至今，主要原因是当年实行这一条例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从1958年开始的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城市居民成为“吃皇粮”的八旗阶层，从就业、住房、教育到医疗、养老保障，一应俱全。计划体制使劳动力在多数时候成为政府的负担，当城市无法容纳这一负担时，户口管制制度相应出台。《户口登记条例》颁布的1958年，正是计划经济彻底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年，也是人民公社诞生的一年。人口管制状况与我国经济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经济状况与保障体制催生了中国的户口制度，而正是包括户口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限制经济自由发展的政策，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

中国经济。

　　取消户籍限制的呼声起始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先行一步的地区发展制造业急需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摆脱单纯务农导致的经济困境，于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但这一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大批量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只能说是自发寻求高收益的被迫之举。所谓被迫，一是迫于农村收益随着改革进程的相对下降，城乡经济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的2．2－2．3倍，到21世纪初两者差距超过3．5倍；二是迁移并没有伴随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这些劳动者的保障仍然来自于户籍所在地所分配的一亩三分地；三是他们的劳动收益非常廉价。

　　造成这一现象的理由依然是基于经济的：各个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保障制度丰瘠不同。由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人口的迁移流向十分固定；保障机制的不同以及地方政府补贴的方法，决定了人口迁入地政府不愿背上沉重的负担；而我国城镇

社保基金缺口目前已达8000亿，这说明短期内农村保障很难与城市接轨。

　　市场需要能够自由迁徙的劳动力，本应该成为户口管制政策的主要博弈者，但由于企业目前还能得到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并没有充足的博弈动力，劳动力输入地的政府由是可以选择暂时忽视某些阶层的利益。

　　可以说，如果城乡经济差别不能缩小，如果地区经济差距仍然不断加大，如果不能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政府动用行政手段对户籍进行一定的管制几乎是必然的。

　　近几年各地放松户籍管制的试验表明，所谓放松是有价而松。如一些地区蓝印户口需要一定的投资金额或者购房等大宗消费凭证，或者是符合户口入籍地所规定的紧缺人才条件，各大城市的门槛并且有逐渐增高之势。目前，真正解决了户籍问题的是东南沿海的个别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的绍兴、嘉兴等市。不过，正因为在就业、保障各方面没有差别，那里的城市户籍含金量也就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外来劳动力入籍仍然相当困难。

　　经验表明，要放松户籍管制，一要使各地经济尽可能沿着市场的轨迹发展，使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企业、政府与劳动者的共同愿望；二是用发展市场经济的办法化解城市户籍或发达地区户籍的稀缺性，并且像发达国家一样，为全体国民建立基本一视同仁的统一的保障账户，使得保障不再单纯成为流入地政府负担。目前发达地区试行的由用人企业缴纳全部员工社会保障的制度，正是一种过渡方式。

　　我们曾经选择的经济路径与人口规模决定了户籍歧视的必然性。现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源头着手，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