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的自我博弈

　　朱军伤感了。

　　他原本打算请崔永元来做嘉宾，结果网上就盛传崔永元要来接棒。

　　他疑惑地问：是不是人们真的希望这样？但还没有等到大家的回声呢，他就接着表态说：“至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丝毫想过要走，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辉煌的时候你呆 着，现在就离开，这不好，我要离开也要在艺术人生再度辉煌的时候，我相信它可以再度辉煌。”

　　朱军的伤感可以理解，观众没有以前那么衷心耿耿了，开始挑肥拣瘦了，而且期盼换人了。但是什么是负责任的态度就值得商榷了。按朱军的解释，如果节目不好的时候离开，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朱军的表态里我们至少看到两种观念在起作用：一种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另一种就是不能“嫌贫爱富”。其实这不是朱军一个人的理解，我们好多人打小就是被这样教育过来的。在这样的道德观念和进取精神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持有这样的想法不是错误，关键是这种坚持和同甘共苦的执着能否对节目的起死回生有帮助？

　　至于希望朱军离开的观众，他们持有的是另一种观念：此路不通跌倒，爬起来换条路再走，上帝在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同时为你打开了一道门。这样的现代生存理念在各式各样的成功学与励志篇中随处可见。那些宁愿相信崔永元接棒的观众希望此举能为节目带来一线生机，如果舍朱军一子而能让艺术人生满盘皆活的话，倒是以小搏大的一记妙招。

　　仔细琢磨，朱军的不肯离去还有一种微妙的“功臣情节”在作祟。自古以来，虽说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有功之臣往往可以看高一线，享有豁免权。不是有先皇御赐的“免死牌”，就是手持一柄可以“上打昏君，下打佞臣”的金鞭或者是尚方宝剑。而众人或看客也并不以为怪，以为是知恩图报、法外有情的人性化表现。

　　朱军之于《艺术人生》虽然是一对一的关系，但主持人与栏目的成功从来都被当作是二而一的。你可以说朱军带旺了《艺术人生》，也可以说《艺术人生》捧红了朱军，无论如何理解都不过分。但对于节目而言，朱军总是有了点开国元勋的味道，而且是一人独大，历时近五年。

　　五年后，节目不好看了，朱军的套路被观众看熟了、看腻了、看出破绽来了，但是朱军仍然在沿着固定的轨迹运转，想改，一时半会儿又找不着合适的方向，只好枯守着，用无谓的坚持表示与节目共存亡的决心。这种没有实际效用的悲壮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恰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不是说守着是负责任，放弃是不负责任，有时候，态度与结果恰好相反。

　　其实，电视圈里的人都明白，一般一档电视节目的生命周期大多在二年到五年，不论增加多大的投入来改进和提高节目的质量，多数节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步入衰退，这是自然规律。

　　对于进入衰退期的节目，要么进行结构性创新，要么逐渐淡出市场。如果没有从内容到风格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原有的基础上双倍的努力不会收到双倍的效果。

　　其实朱军也是明白人，他也知道节目不能够长生不老，但他们希望尽最大可能让节目的生命周期长一点。不选择退出的话，那么就只剩下结构性创新一条路可走了。创新又从何处着手呢？

　　换主持人也许是其中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负责任的朱军会认同吗？

　　这让我想起今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好像并不是具有惟一身份、价值观、记忆和感觉的单个个体，而是往往会存在“双重自我”，双重自我对于某一特定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偏好，因而无法决定哪一个自我去支配行动并使总体效用最大。

　　朱军现在就陷入了这种以自己为对手的博弈中，用谢林的话说，这叫自我博弈。朱军的哪一面会胜呢？我们只能等着朱军给出解答。交流信箱：[e-mail]

　　作者:文艺评论员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