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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之清 来源：中国经营报
那天，在电视里看到来访的新加坡年轻的总理频频颔首，便知道这次的口头意见交换的不错。不像上次，当时还是副总理的他抛出了亲台论，惹得双方都很不高兴。
固然这次有李显龙本人角色的变换，同时也印证了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主体其实是西
方式的，而非亚洲式的。其实，在外交的博弈台上，允许对方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复是符合常理的。毕竟，他们有他们阶段性的立场，而立场的倾向无非利益权衡。作为真正负责任的大国，能在国际大家庭中尽义务的大国来说，如果我们的利益还没有强大到足够诱惑对方的地步，那我们所秉承的两个原则就是一个包容，一个平衡。而不能总是动不动就是那么悲戚的一句话：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
一个月前，听李显龙在他的国土上讲演他们的未来。我就在想，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都在极力争取着世界的听众，那我们的听众就更应该广泛而多元。胡锦涛开始访朝，中、朝之间的友谊一直以来都很友好，朝鲜的改革有效仿中国的趋势，中国温州的商人包下了朝鲜的百货大楼，在最容易畅销的消费品方面流通着双方友谊和商贸的感情。他们还不广泛，其实我们渐渐多元。在支撑世界唯一共同价值体系的自由而多元的核心标尺面前，我们的自由度，包容度，从容度，还需要来一个真正的丈量，这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对自己的卓越贡献。
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就是对亚洲的日本，那种叫做民族情绪的死结总卡着我们的喉咙，因为一提起日本，我们脑子里充斥的总是曾经的仇恨和耻辱。这种东西的倾斜带有浓重的历史感，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让起码的半个中国声讨力伐。他们的老兵恕罪说不想把罪孽带进坟墓，但没人敢保证未来的日本就一定会承载这份罪孽，历史仍在阻断着一切。在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的日子里，内地的电视台做足了节目。近代台湾的历史一度渗透着日本的影子，李登辉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与内地作对，就因为他的骨子里打小是捣碎的樱花融合的血。
话又说回来，虽然台湾是家里的事，日本是家外的事，家里家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需要说明，无论怎么样，构建共同利益组织体的最不善法则就是那两个字：仇恨。李登辉就是太仇视内地，一个劲儿地往西方靠；李显龙不同，他没有快意恩仇，他要的是利益共同，新加坡的国际化程度世界之高，利益共同是硬道理，她把它渗透到了一个国家的意识中去了，就成了一套凝聚的意志。印度其实也在这么做，虽然他们的经济结构还很不平衡，虽然他们总在扩充军力，但丝毫不影响那个国度的进步。
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告诉我们，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然后，增长成为那本伟大著作的主题。
我不太敢说，新世纪那种伟岸的路径就在眼前。因为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又好像很多人不懂得践行这个道理，仇恨和敌视便翩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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