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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华全球第6个研发中心暨中国总部办公楼日前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正式奠基。业内人士称，联合利华每年的研发费用约为10亿美元，上海作为其全球6个研发中心之一，如果占有其相应的研发费用，数目肯定是非常可观的。与此同时，联合利华将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大规模地迁至安徽合肥，主要看好的是中部地区的能源优势和人力资源。时下，为了获得更大的信息资源和利润空间，跨国公司纷纷将总部设在中心大城市，还将生产基地迁往中小城市和一些内陆地区，从而有望将总部经济的“蛋糕”做大。
所谓总部经济是指某些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社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配置，以及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国内的总部经济发端于京、沪，其影响迅速遍及全国。目前、广州、深圳、武汉、杭州、西安、南京、青岛、厦门等城市纷纷将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各地乐此不疲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期吸引海外跨国公司、国内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迁都”本地。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近年来国内一股企业“迁都”热悄然兴起。如近期“长三角”地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正逐步将其总部迁入上海，如浙江宁波的杉杉、雅戈尔，温州的正泰、均瑶等，仅温州一地就有300多家企业将把总部设在大上海。在此之前，希望集团总部由成都迁到上海，今日集团总部由中山迁往广州，科龙集团总部由顺德迁至香港，吉利集团总部由台州迁到杭州……。
总部经济的“经济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产业和税收的乘数效应。一个城市汇集众多制造业巨头，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能获得企业税收贡献和高薪白领阶层的个人所得税贡献；其二是就业和消费的带动效应。总部经济无疑能为所在城市提供相当数量的高知识群体的就业岗位，也能为生产基地所在欠发达地区提供众多的蓝领就业岗位；而就业率的提高，无疑也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这主要包括企业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消费，以及白领阶层和蓝领工人的个人消费等。此外，大批国内外企业“迁都”入驻，还能够提高区域的知名度，加快城市国际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增强的背景下，每一个城市的要素条件，特别是资金性质的要素条件呈现出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充分流动的态势。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城市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因素，要么靠近市场中心，要么靠近生产要素和人才的聚集中心，要么接近市场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监管中心。目前国内符合这些条件的城市屈指可数，主要有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经济中心城市。
不言而喻，总部经济的发展将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能为企业家打造一个史无前例的未来，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新经济的延伸、活跃和发展。作为企业“头脑”的总部和作为企业“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可以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同时也能取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能源、材料和劳动力，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
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呈现出向深度和广度开放的趋势，跨国公司纷纷抢摊中国市场，企业间竞争更加激烈。企业“迁都”，做大总部经济，将自己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究其原因，还在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领和驱使着。企业因市场而动，区域经济势必也将重新布局，这也昭示着中国经济不断向着适应市场经济规则要求发展的一种趋势。的确，当民企大鳄、跨国巨头，乃至国企“巨无霸”纷纷落户大都市，总部经济的“蛋糕”也随之增大。
时下，总部经济正在从一个时髦的经济学新名词，演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现象。企业内部的结构分离，难免会带来组织协调成本的增加，因此，总部经济要想获得良性互动，就必须让企业的“头脑”和“身体”分而不离，地方政府不仅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更主要是如何扮演好东道主的角色，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城市将发展总部经济做为重中之重，城市间竞相“拉拢”企业总部落户的做法，已经步入恶性循环的地步。
不言而喻，企业“迁都”热给政府角色的转变，管理职能的重新定位提出新的课题。它要求政府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改善城市投资的软环境和硬件建设，包括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进入清除各种障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靠制度措施确保与国际接轨。如果只看到总部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负面效应，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恶果”。如一些城市为了吸引企业“迁都”于此，竞相出台税费减免、地价优惠等各种富有“竞争力”的招商政策。如此过度倾斜的优惠势必导致过度歧视，使得本地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挤压；而总部经济导致的房价、商品消费价格上扬，也会让当地居民生活成本上升与社会福利下降，从而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可以说，总部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淡漠与狂热的经营思路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只为了眼面前的利益而不惜牺牲长远利益的盲目攀比的陋习更应及早摒弃。企业“迁都”做大总部经济，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考量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更对服务型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一些城市热衷于总部经济，眼睛只盯住总部经济的税收效应、产业积聚和经济幅射效应，而对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隐患熟视无睹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由于企业“迁都”完全是由企业为主导的活动，且多又是跨地区运作，如何突破政策瓶颈、避免行政干预至关重要，尤其是有些城市并不具备“总部经济”聚集的条件，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切实际建设大量的高档娱乐休闲场所和超常规发展一些现代服务业，势必会造成极大浪费，也会给城市规划和建设带来负面效应。（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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