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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事实上一直执行的是工业优先和城市偏向的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余年间，财政支农保持在10%左右，但90年代以后，财政支农的力度逐渐减弱，特别是近几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城乡二元结构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更显突出。
除了财政投入的减少，当前在金融支农中也存在着三大问题，主要是市场性农村金融不发达，国有金融支农力度不强，政府的农村金融职责不到位。在具体操作上首先是农村资
金的严重外流，工、农、建等国有银行在农村吸纳的资金，大都转移到了城市，就连农信社实际上也成了农村资金净流出的重要渠道。目前各银行纷纷制定了统一的客户准入标准，统一授信条件和要求，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大量缩减，县级金融机构几乎均无贷款权，尤其是农信社服务手段落后，金融人才匮乏，结算渠道不畅，成本高，速度慢，金融服务种类单调，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需求，使农村经济主体无法享受与城市经济主体平等的融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截止今年6月末，全国有10698家农村信用社亏损，亏损面达335%。其次政策性金融业务狭窄，信用担保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功能较为低下，商业保险在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银行体系的效率低下和结构失衡，民间借贷规模的迅速扩大，对农村经济渗透力日益增强。可以说，国家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使城市发展获得了全社会80%以上的投资。金融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过测算，按照一般中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亿亩测算，需要的劳动力总量大约是5000万左右；如果按照我国目前相对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来看，19亿亩耕地，需要单纯的农业种植劳动力大概是1亿人左右。在这种种背景下，想让中国农业劳动力靠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收益，是很难做到的。在农业依然是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随着农业增长速度的下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逐渐下降。从投资效率来看，近几年我国投资率每年都在不断攀升，2004年在42%左右，而启动内需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城镇化建设滞后，农民消费占GDP的份额持续下降。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因此，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重点发展100-2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万人左右的小城镇。因为前者的经济社会效益最好，后者适宜农工贸各个产业的结合，住在这样的小城镇，即可以从事第二、三产业，又可以从事农业、畜牧养殖业，有利于扩大就业容量，适合中国人口多的特点。实践证明，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的投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已被公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浙江的温州、台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典范，在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许多企业本身就是农民自己办的。浙江、珠三角、苏南等也已经走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他们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二元金融”是一个越来越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现实问题。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首先要高度重视农村金融的“荒漠化”、“边缘化”，在金融改革发展战略上，要提升农村金融的战略地位，以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目标。首先要重新对农行、农发行、和农信社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议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将农村信用社组建成省（市）级法人机构。其次要逐步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增加农业中长期贷款在农业贷款的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和证券市场的私募基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建立由多种所有制成分金融组织组合而成的农村金融体系，实现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的协调配合和功能互补。要逐步建立支农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和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农业贷款实施财政贴息。最后是尽快建立政策性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担保难的问题。总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发展和结构优化也要迫切需要开拓新市场，支持“三农”发展，开发“三农”大市场，将成为我国今后相当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作者单位：人民银行淮北市支行）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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