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繁荣之路－第五章(5)

　　胡克

    第五节 自由的扩展

　　从前计划经济社会向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内在的包含了对于个人自由的要求。因此，我同所有那些主张原教旨自由主义或者绝对自由主义诉求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目标的 不同，而在于如何实现自由的过程和方式上的不同。但是，找遍所有当代自由主义的文献，读者都会很容易的得出结论，人们很难看到有谁真正将自由的理想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加以分析。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学说始终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基于道德理想的演绎体系，始终未能同社会领域的实践逻辑相结合的缘故。

　　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自由主义的主张者们都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虚空中吗？并非如此。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那就是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一种疯狂离奇想法的实验场。这同自然界和物质领域铁的规律性制约之间的区别是何其之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方面坚决反对社会领域的唯意志论，同时也坚决反对那种主张存在社会领域的铁的自然规律的宿命论。人们必须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她或他的行为可能对于社会产生这样那样极不相同的后果。从根本上来讲，法的正义性正是源出于对于恶行的纠正和惩戒。小至对于偷窃行为的惩罚，大至对于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宣判，无一不反映着人类在走向进步路途中的艰辛。在我看来，社会生活就如同巨大的实验场，其中怎样的奇思妙想都有可能从中找到一试身手的机会。一个最贴近的例子也许就是人类的性欲。性欲的释放就如同周而复始的魔方一样既频繁骚扰着我们的心灵，又如饥似渴的变幻无穷。自从性在人类这里摆脱单纯的生育功能之后，对于性的自由的渴望便开始演绎出层出不穷的形态。

　　因此，只要条件具备，怎样的疯狂行为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从日本社会的某些男人和女人惯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施虐和受虐行为中寻求性的高潮，直到希特勒大规模集中营灭绝人性的实验，这些极端的社会行为只不过是我们所谓疯狂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而已。但是，虽然人们对于希特勒分子的行为深恶痛绝，人们对于另外那些虽然不是如此疯狂和极端，但是就其后果来说，同样延误和阻碍实质自由和社会进步的错误的社会实验，却远非像对于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那样有着明确的评价意识。

　　从根本上讲，原教旨自由主义或者说绝对化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就是这种不顾一切和不顾后果的社会实验。而任何美妙动听的词语一旦转化为不顾现实条件的行动指南，也完全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正如恶行的畅行无阻有其社会原因和条件一样，关于自由的美好理念之所以得到实现，也必须合乎于相应的现实条件，或者说，必须合乎于我一再所说的实践逻辑。

　　同所有那些不顾一切的和蛮干的自由主义的真正区别就在于，本书将始终一贯的关注自由赖以实现的所有那些现实条件，并由此为自由的实现展现出现实的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视野才不得不进一步转向转型国家的现实处境，转向这种具有刚性和惯性作用的结构现实同人的自由欲求之间的复杂关系，转向个人对于自由的欲求同他们自身历史性的精神状态的内在关系，转向个人行为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复杂关联，转向在民族国家作为人们生活共同体的历史环境下，在单个人的自由欲求、集体行动的后果和民族国家总体进步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转向在这些所有复杂关联之中，在这些结构性和总体性关联之中基于发展目标的实践逻辑。

　　从这个视角上看，当代自由主义的某些奠基人物，比如哈耶克，在上个世纪基于对于全能的计划经济社会实验的思想基础进行反驳的同时，在把个体的自由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在全然否认社会生活的规律的同时，也把人们对于自由的期盼完全置于一种不切实际的状态中了。很显然，在哈耶克所推崇的社会生活通过自生自发形式演进的说法里，不仅再也看不到人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的基础，也使得社会生活领域的规律性问题变得荡然无存。反之，假如自由的实现必须以一系列的关系考虑作为前提，那么，人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替自己的任意妄为解脱责任。相反，人们必须缜密的研究其基本目标赖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必须认真应对那些制约着自由的品质和实现形式的复杂的和总体性的逻辑。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科学的理性基础，我们才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从一种以普遍的服从型人格特征为社会基础的社会走向一种以自由的人格特征为基础的竞争性社会，绝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情，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改造和适应性的历史过程。我在以上段落所指出的同自由相关的限定性条件表明，在诸多复杂性的历史情境面前，按照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图式化办法进行的模式照搬的社会改造，只能使得整个事情被弄得乱七八糟。有两个主要的指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个人自由的实质内容和品质，另一个是民族国家总体进步的状态。在俄罗斯，激进变革之后的若干年里，整个俄罗斯人口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出生率。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人口状况甚至于达到了每年百分之五的负增长。俄罗斯人口的寿命比改革之前大大缩短了。极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生产资料，俄罗斯超级富豪的数量甚至于很快就让英国这样的国家目瞪口呆。在一个将近十余年的时间内持续经济萎缩的国家里，却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超级富豪，不能不说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严重扭曲的结果。与此同时，俄罗斯生活于贫困线之下的人却史无前例的增加了。

　　因此，我更愿意用自由的扩展这样的更富有渐进性含义的概念来描述转型国家人民实现自由的正确路径。然而这绝非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更不是一个偶然性的概念。自由的扩展意味着持续的在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它富有动态的含义。这种动态性同转型社会的重新结构化过程是同步的。正是在重新结构化过程中个人自由的持续扩展使得整个事态朝着总体进步的良性方向迈进。我们看到，正是整个事态的有机性增大使得我们离全面的自由更近而不是更远。因此，同

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和已故杨小凯教授的预言相反，我可以肯定，中国社会转型的渐进性和重新结构化的渐入佳境，将使得中国人民享受越来越多的实质自由包括政治自由，而绝不是相反。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历史变故和意外，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仍然一如既往按照渐进式的方式有机的持续展开，以上两位教授关于中国往后将会付出更惨重代价的符咒式的预言则必定会破产。

　　自由的扩展或者说处于扩展中的自由非常恰当的描述了旨在将个人从其所遭受的受束缚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历史转型不得不考虑的诸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正是由于这种关联性的存在，自由才以扩展的方式渐进的获得，而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这种关联性概括了个人实质自由的扩展同他们本身历史性处境之间的复杂联系，因而远远超出了一般经济学说范畴内所能考虑到的那些关系。一般而言，经济学更多地是从解答如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才涉及到人的自由。然而当经济学家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将某种据说是处于自由状态中的人作为自然而然的前提的。可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其实乃是一个抽象的剥去了历史性格的自由人，因而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经济学的这种论说方式实际上从根本上限定了，这种经济学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或者说，从其由于过分抽离了人的自由的历史性格的角度而一路衍生来的论证走向来说，不可能回到人的真实存在状态。换句话说，经济学关于资源何以有效配置的原因假如从一开始就植根于抽象的自由人，那就很成问题，因为关于这个人的自由的实际处境和实际性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根据上述所有关联性才能确定的事情。另一方面，这种论说方式也证明，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未把人的自由如何实现作为其主要目的。而它由这样些抽象前提演绎出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本身，从严格的逻辑的意义上说，也根本摆脱不了理想化的特征，从而很难真正解释实际的经济过程。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才一再试图通过某种形式以便贴近现实的经济过程。在这方面，从所谓完备的市场经济理论，从一味推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到发现信息的不对称性以至于推动了对于整个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和修正，且不说近些年由于转型经济的实践所引发的更深层次的反省，实际上都根源于我们所说的这种经济学的论说方式，根源于这种论说方式下基本的方法论偏颇。这也是为什么转型国家的经济学只要致力于转型过程的路径研究，只要转型的经济学研究追踪旨在发展的制度转型必须遵循的那些实践逻辑，那它就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超越。

　　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在印度学者、诺贝尔1998年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 所著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作者似乎就致力于摆脱以上所述经典自由主义的假说，并希望能够阐明一种新的发展观。在这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的指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同时也是发展的手段。读者必须注意到，森对于自由的这种界定实际上是对于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阐述的完备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颠倒。首先，在两种场合下，所谓自由说到底就是指的个人自由或者说自由的个人。区别在于，在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是将某种自由的、能够完全理性的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旨趣行动采取行动的抽象的个人作为前提和演绎基础的。而在森这里，这种抽象的自由似乎并不存在，相反，把自由定义为目标和手段的提法本身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自由乃是需要争取的东西，因而是旨在说明一种更好的发展观的理论尝试需要随时随地作为某种指标借以评价发展水平的东西。换句话说，存在的是为自由而历史地行动着的个人。正因为如此，在森那里，自由不可避免的被具体化了。自由不再是浑沌一团的抽象概念，不再是某种理所应当的道德诉求，也不再是同人们的生存现实相去甚远的绝对化理念，而是同贫困、生存能力、收入、政治参与、医疗保健、失业和他所谓可行能力联系在一起。很明显，对于一个身上只有十元钱的进城打工者，在这个一切都货币化了的世界里，他的可行能力或自由几乎被挤压到无的地步。他的生命保障、医疗、居住以及第二天如何喂饱肚子，决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自由自在的个体而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改变。

　　森的这种理论视野和探讨问题的方式必然使他将自己同那些绝对主义的自由观念区分开来。这就是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在本书的第三章《自由与正义的基础》里，森明确谈到了他所主张的个人的实质自由同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自由权优先(the priority of liberty)理论的对立。他甚至于谈到了这些把自由权绝对化的做法，几乎总是导致漠视人们实质自由的政治优先性理论。而这种政治优先性理论由于其不计后果的特点，必定会陷入困境。(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56页)。但是，森似乎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的理论同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对立，他似乎并没有对于那种建立在抽象的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完备自由市场理论的理论基础予以澄清。但是，我们看到，作为一种逻辑的必然，森不得不谈到了批判性地审视市场机制作用的问题，谈到了政府的作用，谈到了公共政策安排对于市场在带来效率的同时所不能解决的公平机会问题的中和性作用。

　　森在理论基础上同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模糊性质关系使得森更像是在阐述一种关于发展的观点汇集，而不是一种首尾相顾的理论。森的阐述缺乏一种体系性，这使得他的理论尝试难以成为经典型的成就。森的理论缺少某种哲学上的前提。而在我看来，自由之所以只能通过实质性的方式逐渐的获得(这同森的看法一致)，其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人的社会生存的本质中，存在于个人同其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持久的博弈和张力中。森的视野性缺陷使得他不能认识到民族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实践结构中所起的总体性作用。因而在他那里，难以在市场、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之间达成有机的协调。在森对于新加坡李光耀的批评中，在他对于中国成就同他的祖国印度发展之间的比较和评价中，森的评论往往有失偏颇，有的过于独断而缺乏必要的说理。所有这些，都同其理论上得不完整性有关。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由于个人自由作为某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原则早已内在的蕴含于预期的社会组织形态中，所以，只要转型一天不停止，自由也就每一天都在扩展之中。而我们知道，资本运动的本质和个人乃至于整个国家加入到竞争性国际环境中的必然趋势，同样也使得制度和组织朝着更有效率的转型成为逻辑的必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类似于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那种将经济上基于效率的增长同其隐含的政治上进步的必然性截然分开来的独断论看法，必定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就如同其推崇蛮干的自由主义已经受到的嘲弄一样。你很难设想这样一种非现实主义的看法有其任何合理性。因为你不可能设想，一个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主导着制度转型和改革并使得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党本身，其本身的内在结构和组织效率会停留在旧体制的框框里原地不动。更不用说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上的进步了。这正如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拉莫所说的那样，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换上了多动症。在当今中国，变化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而其中每一个新的变化往往都意味着自由的新的扩展。

　　因此，基于民族国家总体进步的自由之扩展乃是转型国家人民获得实质性自由的正确方式。之所以说它是正确的，乃是因为唯其如此，自由的实现才能合乎于个人同其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内在关系的本质。唯其如此，自由之实现才合乎于民族国家总体进步与个人自由之间依存关系的本质。唯其如此，整个通往自由的进程才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协调平衡的形式展开。一句话，只有这样，自由的扩展才导致实质自由内容的丰富，才使得过程本身合乎于基于复杂关联至上的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实践逻辑，而不会导致在个人自由和发展之间哪怕是暂时的巨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