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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
第四节 机会的自由
在关于自由的流行看法中，还有一个看似合理实则十分有害的观点，那就是说，并不要求那种不切实际的一揽子自由，而是要求一种机会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赋予每一个人
获得实质自由的可能机会，并不需要承诺赋予其这样那样的实质自由的结果，那么就会鼓励人人都去努力工作，尽其所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社会也会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和进步。这种观点同主张无条件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一样，如果只是抽象地看，或者只是撇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民族国家的当下处境来看，或者只是作为一种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安排不满而产生的道德指责来看，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通常都对此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而丝毫不考虑这种主张的实质意味和化为政策安排时的总体后果。
但是，同那种漫天要价的绝对主义自由主义观念相比，关于机会均等的自由观念及其政治经济诉求由于更接近政策安排的具体层面，由于更具有迷惑性，因而如果处置不当，其所带来的总体危害也就越大。
关于绝对的机会自由的要求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现实主义，因为它并不主张一下子实现结果的自由。这似乎表明，机会自由的绝对主义要求只是在祈求一种发展的机会，往往是每个人均等发展的机会。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例如，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论及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和腐败根源时，便搬出了他自以为无懈可击并且天经地义的初始公平原则，也就是初始机会自由的原则。然而，虽然秦晖的论说对于他言说之外的所指闪烁其词，明眼人很清楚那里所指的就是中国转型开始时政治安排的不正确。换言之，一种一旦实施便定能保证所有人公平参与国企改革的民主制度，是机会自由的政治保证。实际上，从秦晖的论证尚不甚充分的上下文中，人们并不能得出，这种初始的机会公平和参与自由究竟会将民族国家的总体转型过程引向何方。因为秦晖的论辩虽然貌似雄辩，其实同流行自由主义的话语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论证的基本程式，就是从“应当如何”的诉求开始，按照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演绎推出一种同样是理想化的图景，而独独就不能在其中加入现实和实践的变元。换句话说，秦晖未曾考虑，这种理想化的人人机会均等和自由选择的制度安排在遭遇既定的制度现实和惯性作用时，其中不可避免的实践走向会将整个事情引向何处？对于民族国家实践逻辑的漠视是所有自由主义浪漫想象和政治诉求的共同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自由主义的言说如何对于自己的政治冒险承担真正的历史责任。正因为如此，秦晖的论述不可能在中国的现实转型经验中找到正面的依据，为此他必须从其它选择了一揽子政治转型的东欧、俄罗斯等国的转型实践中为自己找到根据。而从他对于俄罗斯经验和东欧经验的涂鸦式解说中可以看出，他的评价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连国际社会公认的评价都不予理会。秦晖很善于在不理会总体后果的情况下，用某些具体案例代表全体，以达到以偏概全，偷梁换柱的结果。在这方面，他的某些论证近乎于狡辩。
机会自由的绝对主义诉求也是一种不顾后果的政治冒险主义，并且是一种漠视生灵涂炭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道德说教和政治诉求。在机会自由的绝对主义诉求那里，其作为无容置疑的方式推出的公平原则，更合乎于西方早期启蒙学者的天赋人权，然而却远离人的生活现实。说到底，原教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自由理念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将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图式化为纯粹的想象并且不计后果，而后者则主张在获得自由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必须对于历史过程负起责任，并且对于人们的行动同他们可能达到的实质自由之间的关系给与认真评估。
由此可见，对于机会自由的追求及其可能性的分析同样离不开对于我们生存处境或者我们由之出发的现实条件的分析。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人们如何在想象中怎样抛开现实环境的制约，一旦这些自由的设想在一定的历史氛围中不可遏制的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指南，他们仍将遭遇到来自于实践逻辑的必然作用。这些实践逻辑不仅包括现有制度的惯性，而且也包括致力于争取自由的人们的适应能力和集体行动的内在品质，而后者也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转变的。在这种来自于主观和客观的双双制约面前，自由意识和当下的行动能够走多远，显然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标准。我并非不想让长久被禁锢于严酷纪律环境下的人们一下子获得全部的机会和自由，而在于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根本不可取。自由的性质存在于个人同他们的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性质中，而不是单方面的取决于制度或者社会结构的性质。这种个人自由的品质同人们社会关系性质的密不可分性决定了，为了在迈向自由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使得个人获得越来越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人们不仅必须考虑到民族国家总体进步的指标，不仅必须考虑到政治的和经济的指标，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此过程中每一阶段人们本身的适应性和学习的水平。
经济学家们也许应当在这样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背景下来缜密的研究转型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生成史，尤其是人们怎样从一个事事处处按照指令、命令和计划来行事，逐步转变为自由市场环境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实际上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研究，同时也是一个寓意深刻的研究。一下子给与人们彻底的自由和逐步给与人们以同他们自身的适应性相称的自由，从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一个量的区分，其实则具有实质的分别。正是由于这种实质的分别，一类人对于自由市场的适应性渐入佳境，因而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循环，而另一类人则走入一种起初不知所措，继之行为扭曲的境地，并且妨碍民族国家的总体进步和发展。经济自由和发展同个人行为历史适应性和环境的相关性是理解转型国家经济从僵持到持续增长和渐入良性循环的一把钥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揽子放开私有化的俄罗斯国有企业一度反倒成为普遍抵制外来投资和开放的封闭型企业，而亦步亦趋的中国国有企业在转型同时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一下子获得所有选择机会和自由的实验最终并未成为自由的乐园，反倒像哈佛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后来在总结这段私有化经验时所说的，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实验，如同将自由的种子撒在了一片沙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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