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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
第三节 自由意识的分野
从一个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假如人们承认对于被动和服从性格的要求源出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计划经济的制度本性，那么，对于自由和个性的要求便源出
于作为一种与此相反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本性。不过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类性格实际上同属于我们自身性格的两个方面，只不过计划经济的社会组织更强调人的被动和服从性格，而后者更依赖于个人性格中的自主和创造性方面而已。但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讲，组织、社会和结构性的人类存在似乎永恒的与个人的自由理想处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持续博弈的过程中。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开始就曾经指出的，这种永恒的张力和彼此博弈的层次及水平标志着人自身的进步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以个人性格中的被动和消极服从作为制度和社会形态赖以存续之基础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或迟或早都会走到它的尽头。因为发展终归要依赖于来自个人的创造活力。而当这种创造活力最终被束缚于制度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时，个人和整体之间的紧张就会达到极致，而对于自由意识的渴望就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表现出来。但是，人们如果只是将这种矛盾和冲突视为个人对于自由的内在要求与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就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只是当这种个人自由的微观层面所受到的制约在总体上导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窒息和僵化的时候，冲突才会表面化。否则，就难以理解命令式经济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存在及广受欢迎究竟是为什么。换句话说，人们只有承认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命令式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才能体会到它走向终结的必然性。而在两种情况下，关于自由和不自由的评价都离不开个人生活条件同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性质。
因此，自由意识的勃兴是计划经济社会形态走向末路的普遍的社会标志。这种普遍的自由意识总会找到自己这样那样的表达形式，不管它是文学的表达形式还是理论的表达形式，不管它是对于经济制度的诉求还是对于政治制度的诉求，也不管它是植根于一个民族自身的自由传统和内在活力还是借助其他发达的自由主义文化形式来表现自己。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原因，自由意识在表达一种不满和诉求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方向和历史的进步，代表着制度再造和社会重新结构化的人性基础。
因此，但凡那些伟大的基于自由憧憬的理念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往往都能给与受压抑的人们带来意识的觉醒和创造的萌动，并且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人性的多维性，以及对于新的人类组织形式的期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不自由状态下所产生的对于自由的渴望和文学表达在历史上总是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真正的文学总是意味着对于现实的超越和对于人性自由新境界的憧憬，就像文学的语言总是对于现存语言的范式和表达形式的超越一样。舍此就不会有真正的有价值的文学产生和流传。因此，只要关于自由的观念仍然是文学的，因而是观念上更新和激励的，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就不容否定。然而，一旦关于自由的绝对理念转化为政治决策的现实，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诉求的合理性问题，也不再是道义上的天经地义问题，而是必然会过渡到实践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必然走向问题。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原教旨自由主义的一揽子转型意见和一揽子改变人们生存条件的政治安排，由于它把对于自由的想象和憧憬等同于生活现实，由于它在其最坏的形式下甚至于只顾少数人的集团利益而无视多数人的实质自由，因此，必然会遭遇到实践上的坏的后果。不仅对于民族国家的总体进步而言是如此，对于个人获得实质自由的程度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从这时起，原本是进步标志的自由意识开始发生分化，而自由意识的这种必然的分野则深刻地向我们表明，对于自由的道义诉求和理想与实质性自由的获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源出于对于不自由状态的反叛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而后者则完完全全取决于社会运动的某些实践上的内在逻辑。而倘若置这些实践逻辑完全不顾而一味蛮干，则关于自由意识的理想就很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区别也就是精神与实存、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心灵的徜徉和行动的逻辑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关于人文自由主义和文学自由主义的实践价值和原教旨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在实践上的不正确，确实构成了我们仔细评估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有趣视野。这种视野上的区别也许正是道德理想和社会自身规律性演进的区别所在，同时也正是我们自身总是处于矛盾生存状态中并且只能在此状态中寻找出路的真实处境。这种情况甚至于可以从文学自由主义者和政治自由主义者专业气质的区分上看出来。一般说来，文学自由主义的主张者更加富于人文关怀，因而对于任何易于遭受苦难的现实都会秉持慈悲心怀，反过来，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者们则更为冷漠和不计后果，同时也更富于心计和策略。比如，在俄罗斯政治剧变的年代里，政治自由主义的阴谋家们为了防止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们制肘，甚至于提出需要在电视台有计划的推出色情节目和鼓励酗酒，借以麻痹人们的心智。在他们看来，为了自由，需要愚弄人民。也许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在前苏联的历史变迁过程中，虽然自由主义的文学大师们，比如索尔仁尼岑，曾经充当着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然而却在激烈的制度转型过后坚决地站到了政治反对派的立场，个别人甚至于深感生活的愚弄吞枪自杀。而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者们由于借助转型过程成为既得利益者，因而走出了一条同前者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渐进式的转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在通往实质自由的道路上前行，因此，政治自由主义或者一味蛮干的自由主义始终被置于一种受制的地位而得不到全面的表现，他们内心里所涌动的图式化的政治理想并未得到现实化的机会，因此，其实践上的恶果也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态所受到的心理压抑往往会导致对于现存政治的愤懑和怨恨，因而会失去观察生活的客观性准则。在此历史背景下，人文自由主义或者说道德自由主义的积极诉求同蛮干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分野还远未产生。换句话说，所有本应产生分歧乃至于分道扬镳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似乎仍然欢聚于一面单色的自由主义大纛下相安无事。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今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总的政治倾向，倒不如说，是一大堆混杂的自由意识的糊涂堆积。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写作表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路标在那里。他们一方面目睹着实质自由的进展，另一方面，却常常失去耐心，对于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顷刻实现耿耿于怀。他们一方面认可着进步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对于民族国家的未来心存疑惑，因而不自觉地，经常是满腹狐疑的，同那些心存蛮干想法的自由主义沆瀣一气。
由此可见，关于自由意识的分野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转型期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而为了看清楚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通过现象看本质，必须理清当自由主义是一种信仰的时候、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时候，自由主义究竟意味什么。与此同时，人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现实和政治运动的时候，自由主义又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认识到，当自由主义的政治建议采取完全不顾社会运动本身的实践逻辑而一味蛮干的时候，对于民族国家的总体进步和个人自由的实质获得意味着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为了达到这种认识，人们，尤其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接受了发达社会状态下自由主义经典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必须从天上回到地面，必须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和智慧来分析和判断所有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制度转型国家的真实轨迹，以便从中探明我们自身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处境中，以及我们的自由理想的真正获得受制于怎样的历史规律，而不是一味蛮干，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用道德理想来取代现实社会的真实，用某种图式化的政治模型来削足适履。
倘若我们对于自由主义在现今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和困惑有了如上了解，并且这种了解是基于对于自由观念、进步及转型规律相互间真实关系的理性认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复杂的和彼此矛盾现象的本质和由来，使得我们能够更清醒地把握我们自身的未来而不至于迷失了方向。只有作为一个真正主张实质自由以及在实践中积极扩展自由的负责任的自由思想者，人们才有可能看清形势并对当下民族国家的真实处境和未来走向予以客观的评估。因此，中国那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抛弃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概念，吸取其中的精华并对其予以理性主义的改造，而在政治上则应当采取积极的合作主义的态度，并且通过自己的这样那样形式的参与，推动实质自由的进一步扩展。否则的话，自由主义意识在中国将不会有它自己的前途，倒是有可能成为民族国家争取实质自由的破坏者。我这里所说的决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趋向于理性和进步的社会中，如果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总是不自觉地充当着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角色，那么，这将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问题在于，出现这种不幸的并不是因为民族国家的不自由或者与日俱增的意识形态桎梏，而是在民族国家形势日趋好转，实质自由不断扩展，来自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创新和活力呈现出历史上空前局面的历史关头。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在中国的历史扭曲，而我认为，除了理性意识的增长之外，民族国家实质自由的扩展将会最终疗救这种世纪病。
弄清了自由意识的历史处境和分野的必然性，人们将更易于理解当下许多悖理现象的成因。当中国内部经济自由的扩展已经开始影响整个世界的时候，比方说，甚至于影响到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时候，来自于中国某些自由主义人士的形势判断却是那么格格不入。最近发生的两个有趣的事情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台湾被称为自由主义大师，并曾因为言论的出言不逊而坐过国民党大牢的李敖，却在他的大陆之行中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并以“休戚与共”一词的转义语重心长地告知学人中国今日盛世之不易以及未来景象与现行政治发展的相关性。李敖的言论令大陆自由主义人士大跌眼镜并不奇怪。李敖其人并非理论家，然而，在这个桀骜不驯且善于经营自己的七十老人的话语中所传达的，却包含了对于自由的生命演绎和民族国家真实进程之间复杂关联的切身体会。在我看来，李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虽然并非具有深邃的理论穿透力，但是却难能可贵的凭借直觉和深厚的民族情感而将个人的自由奋斗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实际进程给与明确的区分。因此，当《联合报》记者追问他缘何能将他一向率性而为的自由性格与大陆的政治现实相协调时，他一方面明确阐明自由作为概念和国家生存现实的区别，另一方面则明确表明中国不能乱的大是大非原则。在来自于台湾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说中，在他强调民主获取过程的复杂性时，人们感受到的，也是一种更为深厚的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自由和民主观，而不像那些仅仅阅读了几本自由主义的异域经典就变得十分张狂且目空一切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这或许是因为，无论是李敖还是连战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亲历亲为台湾政治生态的历史演变。因此，在这二人那里，自由已经远不是唾手可得的面包。台湾如此，更遑论中国整体实质自由的历史性演进？然而，人们往往只有在吃尽了苦头之后才知道葡萄是甜的，就如同莫斯科那些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过一阵歇斯底里的历史涂鸦之后许多年，才发现真正的自由同梦想之间的区别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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