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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
第二节 自由与发展
自由不是绝对的，正如前面一节所论证的，自由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性质。不过，关于自由不是绝对的断言就同断言自由是绝对的一样，都是十分空洞的。问题的实质在
于人们在现实的制约面前究竟能够走多远。事实上，这也正是转型社会在步入改革征程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我们知道，正是在这样一个涉及到民族国家当下形势走向和未来若干年命运的战略选择中，原教旨自由主义理论所给出的药方和现实主义自由观点的务实路线之间，才产生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别。
与此同时，关于自由之可能性的论辩不仅与民族国家的现实处境相关，也就是说，不仅同人们历史地形成了的社会关系性质有关，同时，也同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有关。而在一百部关于自由的书里，恐怕有九十九部都会将这个问题的关联置诸脑后，或者压根就未曾想到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关联。
这种情况同当今社会科学领域盛行的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们似乎以为，一旦在考虑问题的语境或者论说的上下文中否弃了民族国家发展这样一个在其看来是十分具体的问题，普适性的条件便得到了保证。在某些人的眼里，国家甚至于就意味着暴政。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国家似乎可以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人们对于人们可以自发的管好自己生活的无条件假设，就如同其只考虑性善而不考虑恶行的本原一样幼稚。要么就是像哈耶克那样，把良好的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平衡交给自生自发的进化过程，而全然不考虑过程意味着什么。殊不知，如此一来，人们的论证便从此走上了自然主义和唯意志论的不归路，就是说，他们必须在规律的自行作用和人们的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之间二者择一。在这里，所谓普适性的社会科学是以割裂社会存在和演变的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自主性作为前提的。在这种康德式的二律背反视野中，在人的实践生活中原本不可分割的二重性反倒被演绎为理论状态中不可克服的矛盾。
这种情况再度表明，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就一再指出的坚持民族国家的立场，不仅构成我们考察民族国家发展问题的前提，不仅构成我们本书中论说语境的方法论前提，而且现在可以愈来愈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它也构成我们考察诸如自由问题的方法论前提。而且我必须指出，把自由问题的考察置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总问题或者总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自由之可能性的问题，同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民族国家构成我们生存基本形式的历史条件下，它都是我们理性主义的对待自由问题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必须指出，我并不反对任何意义上的自由理论和教义，从学理上来说，或者进一步，从政治立场上来说，无论是从个人主义角度还是绝对主义的角度，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自由主义的角度，人们都拥有充分的理由来探寻自由的本质和范围。我的观点只是坚持认为，一旦人们越过界限，试图将上述任何理论原则付诸于社会实践或者民族国家的转型实践，同时将其夸大为民族国家战略选择的原则，便会导致荒谬的结果。不仅这些理论本身会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混乱中，而且也正因此，会导致实践上的恶果并且无助于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你可以想象，一种自身就包含了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一旦被无条件地运用于社会运动或者社会革命的实践，必然会产生社会运动或者社会革命的偏执行为。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对于民族国家发展而言，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一种只会招致恶果的选择。
在现实主义的自由理念这里，我们行为过程的客观性和我们必须为行为本身承担历史责任这两者得到了真正的统一。在这种观点看来，失去了发展目标的自由观念是不负责任的，而一旦人们将自己对于自由的渴望同发展的目标相联系，人们就会发现，自由的实际获得和现实可能实际上总是受制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历史现实。因此，旨在个人私利最大化或者个人自由最大化的自由观念绝不意味着就可以任意妄为，恰恰相反，自由观念的实践一向就深深受到社会环境及其历史可能性的限制。只不过那些偏执的自由观念在实践上的后果是以多数人的利益损害和自由品质的低劣为前提的，更是同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因此，在现实主义的自由理念看来，我们所获得的自由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取决于其他人的自由状态，而且也取决于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状况，对于单个人来说，甚至取决于旨在总体发展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个人和结构现实之间的彼此博弈的偶然性。实际上，自由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这样那样的不自由的存在恰恰构成发展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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