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繁荣之路－第五章(1)

　　胡克

    第一节 自由的可能性

　　现代史上一个总是使得人们想入非非同时又使人们最易于误入歧途的概念，恐怕非自由莫属。当人们把它视为想当然的和理所应当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关于自由的认识误区 是如此肤浅和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总是把自由的反面同暴政和专制这样些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不愿意把它同人们自身的历史处境甚至于自身性格和品质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历史意识背景下，随便什么想要把自由同某些制约性联系起来的问题视野，都极易遭到人们的拒斥。

　　然而，关于自由的想象同自由在实际上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肯定不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人们不仅总是不加分析的给与自由概念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人们还常常想当然的以为，只要将这些抽象的自由概念付诸实施，比如说，把这些自由概念化为某种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行动指南，他们就一定能够最终得到这些自由。而我们通过各个时代不同国家的历史知道，这种以自由名义而进行的革命通常都是以急剧的制度变化并且常常伴随着暴力为其特征的。而它们的共同结果之一，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大变动年代里遭受全面的毁坏作为其主要特征的。可叹的是，以往的历史学家们在评价以往的制度大变动时，几乎总是以某种革命的外衣对此加以包装，或者就是对于革命期间的经济萎缩和生灵涂炭忽略不计，甚至于对于革命之后相当长时间的负面影响不加考虑。问题并不在于由于特定历史环境下民族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和自身发展的内部演变如何使得革命最终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于这种极不正常的革命历史观本身的甚嚣尘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阻碍了理性变革观念的发展和普及。

　　但是，倘若读者以为本书的主张是在推崇自由的反面即不自由，或者是要替某种专制制度说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人们对于本书前面几章的初步反应表明，人们在这方面的理解力很差。本书自一开始的时候就曾开宗明义的指出，本书自始至终都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和参照系，并且致力于分析和表明，在这样一个人人相互依存的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人们打算去重新选择社会生活原则的时候，事实上会发生些什么。因此，假如说本书反对这样那样的自由主义，那也只是反对那些把抽象教义和想象当作面包吃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而它的现代表现形式，便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理论。但是，由于这种浪漫的和想象的自由主义在付诸民族国家实践时的恶劣后果，并且由于这种恶劣后果在认识上的根源和发展机理上的必然性总是不为大多数人们所认识，所以，本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这种观念上的误区，同时为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和负责任的自由理想的实现指出正确的道路。

　　事实上，当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集体朝向一种旨在鼓励竞争的社会形态转型的时候，个性的自由和扩展就已经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正像服从的人格特征和组织命令构成计划经济社会形态下的人性要求一样，旨在竞争性原则普遍化的社会形态必然要以个性的自由和自我的决定能力作为其结构环境内的人性要求。取代以往那种事事处处依赖于组织安排的行为模式的，是人们必须自己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来获取利益并且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一个发达的竞争性社会中，后者似乎是日常生活中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对于一个刚刚试图从具有巨大历史和行为影响力的计划经济制度和模式中走出来的人们来说，要使这种在发达的竞争性社会中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事情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事实上还有相当长的过程要走。

　　因此，当人们把旧的计划经济制度或所谓的政治专制制度视为万恶之源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那就是说，这种制度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以人们自身久已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习惯的服从性格的普遍化作为条件的。这就如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片著名论文中所提到的一个名言所指出的，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乃是因为我们自身跪着。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简单的摧毁旧的制度和环境甚至于会使人们无所适从，失去生活的方向和目的地。而当人们在这种服从性社会模式下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当他们在此历史环境下自我感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时候，改革的动力事实上还会成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之初，首先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农民和城市中的大量生活无保障人群自发的投身到逐渐形成的市场中，而大多数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起初总是将投身市场视为危途的缘故。只是当这些人群获得了普遍的成功之后，才形成了新的示范效应，促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群解开了束缚自身的观念枷锁，走向市场。这就是对于那个时代层出不穷的“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反常现象的历史注解。人们甚至于可以由此来解释那个时期继“伤痕文学”之后所出现的一大批描写失去了生活目标的人们的惶惑不安心态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自由，自由总是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人来说，自由甚至于以襁褓作为条件，因为失去保护和保障的自由便意味着失去安全感，而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肯定不会有普遍的自由。关于失去保障的社会的分析将我们的思路引向对于霍布斯所谓“丛林状态”的分析，但我将就此打住留待以后进行。我在这里将要继续讨论下去的问题是，在经过一大段的分析和清理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我们自身的历史意识多么超前，无论我们当中的某些知识分子如何愤世嫉俗，只要以上关于人格特性同特定社会形态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真实的，那便意味着，所谓转型就绝不是单方面的制度改造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我们自身人格特性的历史转型过程。问题在于，假定我们按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首先对于制度进行了激进的改造和彻底的颠覆，而我们自身的旧的人格特性并未得到普遍的改造，那结果将会是什么呢？会有普遍的自由出现吗？

　　因此，是时候了，是将自由的概念从天上放回地面、从想象放回人世间的时候了。只有通过这种关于自由观念的彻底颠覆，人们才有可能从绝对主义的自由观回到关于自由之可能性的现实主义分析道路上来，从浪漫主义的空想回到社会科学的理性轨道上来。

　　事实上，分析越是深入，关于人格模式和特性同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模式之间的对应性和互为条件的认识就会越深刻。而这也就愈加使我们确信，自由的真正获得，或者说，自由的性质和范围，就存在于这二者相互依存的性质和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除此以外，岂有他哉？

　　关于自由概念及其可能性的反省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自由的品质和构成。当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从来不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某些国家的利益主张同其大力推进的自由意识同时并存。而中国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痴迷于抽象的自由概念甚至于不能自拔，则基本上源于这些人思考力的匮乏、思想品质的缺陷以及情绪化的政治反应。

　　但是，倘若自由就意味着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的全面颠覆，意味着潜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原始冲动及恶的本性在失去社会制约情况下的全面泛起，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无视法律的情形下在比什凯克郊外展开野蛮的现代“圈地运动”，那么，这种旨在寻求自由的革命不仅同民族国家整体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而且也只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新的痛苦和不自由。事实上，转型经验和过程已经以极其丰富的历史现象表明，在制度转型的每一时刻，在改造制度结构以便释放人们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性的同时，同时又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遏制人们的恶行和非理性冲动。围绕中国煤炭行业的私采、官商勾结、层出不穷的

矿难以及令人发指的对于劳工生命的无视表明，在缔造一种新的鼓励自由和创新的市场制度的同时，你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来防止人们对于自由的滥用，而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究竟会发生些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和社会实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简直就可以按照恶行的分类编纂相应的编年史。但是，当新自由主义偏执狂似的沿着制度单方面的改革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们竟然对于这一切熟视无睹，甚至于对于俄罗斯新贵们以狩人为乐的现代暴行听之任之。几乎所有的转型经验都一再表明，当人们由过去对于组织的依赖而获得交易的自由之后，只要缺少新的制约，恶行就会急剧的膨胀起来。例如，为了制止注水肉的非法行径，工商管理人员甚至不得不在夜间前往那些非法的屠宰场同这些从业人员展开游击战，因为后者为了肮脏的利润不惜到处转移屠宰地点以便避人耳目。有报道说，在淮北的公路上，因

车祸而散落路边的水果在几个小时内便被闻讯赶来的村民一抢而光，而这些人对于车里奄奄一息的司机却冷酷到不愿伸出起码的援助之手。

　　事实上，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纷纷走上旨在摆脱专制和寻求个人解放道路的同时，他们往往忽视了，对于自由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旧的制度结构，同时也来自于人们源于人类本性的恶的冲动。因此，自由并不在于人们在理论和想像中把它描述得如何纯净和纯粹，自由的真谛就在于人们在现实面前究竟能走得多远。理想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仅需要辛勤的培育，而且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制度的重新结构化和人类行为复杂性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博弈过程中进行并延续下去。简言之，自由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也从来就存在于人们同他们的受到历史制约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关系性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