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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5)：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以截至2004年底在上证所挂牌的212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状况总体上比非民营上市公司差。尤其是通过买壳方式上市的民营企业，经营业绩极差，成为拉低民营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重要原因。
皮海洲：正视借壳上市的负面影响
民营上市公司质量逊于非民营公司，这是上证所研究中心通过对212家沪市民营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状况剖析后得出的结论。应该说，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论。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的高度活跃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国人的印象里，民营企业更甚过一般的国营企业。可为何在上市公司里，民营却敌不过非民营呢？笔者以为，这既有民营企业本身局限性的原因，同时也有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原因。
民营企业的局限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公司的结构治理上。通常说来，民营企业的命运是与其主要负责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董事长一人独大，一切都由董事长一人说了算。虽然为了满足上市的需要，民营上市公司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其骨子里却并没有改变什么，董事会、监事及独董等都不过只是一种摆设而已，企业的命运依然掌握在董事长一个人的手上。然而，董事长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当民营企业完成上市后，往往面临着一个发展瓶颈问题。这个瓶颈往往就成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由于目前的管理体制对民营企业的董事长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这又造成了企业董事长的权力过份膨胀，甚至胡作非为，部分企业的董事长甚至连同高管一道，想方设法地侵占上市公司的财产，有的甚至携款潜逃，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出现危机。
而从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中国股市一直定位于为国企服务的。除了最近两年外，民营企业的上市都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不得不被迫走上借壳上市的道路，通过对股市上一些绩差国营企业的重组从而实现民营企业的最终上市。但这种借壳上市的负面影响却是较大的。一方面是民企与原有企业在发展上存在一个磨合的问题，从而导致买壳上市后企业业绩难以迅速改善。另一方面，原有企业的历史包袱也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这也影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此外，部分民企买壳上市的动机本来就不纯，这也制约了效益的提高。也正因如此，这就导致了借壳上市民企业绩普遍不佳现象的出现，从而进一步拖了民营企业效益的后腿。
正是基于借壳上市民企所存在的负面影响因素，因此，针对当前绩差公司的股改，作为管理部门来说，务必要从严把关，以便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根据证监会、国资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精神，对于绩差公司股改，鼓励以注入优质资产、承担债务等作为对价。可见，对绩差公司的股改同样存在着一个借壳上市的问题。因此，基于民营不敌非民营以及借壳上市民营企业效益最差这样一个事实，主管部门务必在对以注入优质资产为对价的绩差公司股改方案进行把关时，切实做好对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以使绩差公司的股改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珊瑚：民营上市公司新十字街头：强化监管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状况总体上比非民营上市公司差。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日前撰写的《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5)：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得出的结论。样本数据是截至2004年底在上证所挂牌的212家民营上市公司。
从这个报告来看，通过买壳方式上市的民营企业，经营业绩极差，成为拉低民营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重要原因。大凡玩资本的人是耐不住性子扎扎实实的做实业的。表现为有些买壳上市类公司的民营企业造系者，以控股股东为关键人的关键人控制，利用中国股市的制度缺陷和法律漏洞，以产业整合或产业多元化为掩护，凭借企业系中复杂的股权关系，加剧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造成上市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增大，甚至掏空上市公司。
由于民营类上市公司股权的过度集中和公众股权的高度分散，导致董事会由控股股东关键人操纵，形同虚设，没有形成高效、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公司运作机制的健全。如果缺乏良好的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问题和后果将更加严重。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圈钱现象，即上市公司资金被大股东圈去做种种别的用途去了，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则同时会表现为少数公司的圈钱现象，即最终控制人或高管携公司巨款潜逃国外，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严重损失。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但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大多数民营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是一个受到董事会控制的陪衬机构。
既然没有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那就要相信市场监管的力量。在这点上对我们尤为有借鉴意义的是创维涉嫌诈骗上市和挪用公司资金，香港证监会和廉政公署的默契配合出击应该说是给了民营上市公司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有些大股东掏空民营上市公司是否也跟我们监管不力有关呢？典型的案例是前些年的高路华一边在港挂牌，一边又在国内谋求和通海高科捆绑上市。而在国内捆绑上市的目的就是想抽逃募集资金用于填补香港上市公司的窟窿以逃避证监会的清查。最后由于有人举报及证监会的出面，高路华在市场上消失了，通海高科也在市场上消失了。然而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有谁为此付出代价，或丢官，或入狱。自然人触犯刑律要服刑，法人触犯刑律难道就可以法外开恩？若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不起约束作用，那就只能相信监管的约束。若上市企业不能主动地去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那就依靠监管的力量外在地推动公司治理。
民企曾被我们寄以厚望，我们曾经认为民营经济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而现在，理性的数据分析还原了本貌。2004年本就是民营上市公司发展很不平稳的一年。宏观调控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的影响，郎监管对民企的批判，国退民进之争中意识形态和理念的争论--2004年，民营上市公司一直在漩涡焦点之中。相信上交所选择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作为中国公司治理报告的核心内容，可以让我们以更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尽管现阶段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在报告中看到民营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显著高于非民营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最高指数涨幅远超过非民营上市公司，跌幅则远小于非民营上市公司。这说明市场还是比较欢迎民营上市公司，对民营企业的期望比较高。
民营上市公司处在历史大变革这样的大时代，站在选择的十字街头，迷茫、困惑、忧心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的初衷都是为了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发展理念。《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5)：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拨开云雾，力图发现真相，我们仍然对民营上市公司充满信心，它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
余运彪：下结论不能过于简单化
仅凭一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轻而易举地得出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各自高下优劣的结论，未免偏颇。民营与非民营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企业治理机制及面对市场反应的不同表现和效果，客观上讲，应该是各有千秋，不分上下的。所有制形式虽然对于企业的影响重大，但决定企业生死存败的关键性因素还是人。是人在操纵和管理企业，何种所有制能够在客观环境下，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则企业就会生机勃勃，活力无限。所有制与企业经营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相关性，企业经营好坏结果直接得出企业所有制优劣的定论是站不住脚的。夸大企业所有制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只会使事物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危害甚大。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与过渡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非常适应市场反复多变的特性，因而民营企业的优越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民营企业的不规范，又是民营企业的最大硬伤和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瓶颈。民营企业只注重使用人才，没有把培养和留住人才放在战略高度来思考，因而民营企业始终长不大。民营企业血管中流淌的投机与博弈的因子，使得置身民营企业中除了老板之外的人，始终都无法安心地为企业全身心地服务，民营企业中人才流动的比例非常高，使得现实中的民营企业很难做成百年老店。
在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好坏争论的背后，实际上应该反省的是我们曾经对待和理解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思路与态度。国有企业由于特定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太多的办社会的功能，从而包袱沉重，而且并没有将追求企业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抑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所以造成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国有企业的败在于人，把根子扯到所有制方面，只是一种推脱罢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企分开战略的实施，国有企业逐渐从人为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其特有的优越性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和反应。如今中国知名和在世界上闻名的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就是很好的例证。搞得好的民营企业，要么有国有企业的影子，要么就是挖国有企业的墙角发展起来的。否定国有企业的一切，否认国有企业对于中国具有的现实和巨大的贡献，都是十分有害的。
简单地否定民营和非民营，都是十分有害的做法。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现实的国情。
曹中铭：差距在内部治理
上市公司质量的高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法人治理。上证所研究中心得出民营不敌非民营的结论，相信并不很出人意料。笔者以为，民营之所以不敌非民营，其差距就在于公司内部治理上。
内部治理上的不完善容易导致上市公司产生大量的道德风险，继而影响到市场的长治久安和投资者的信心。尽管许许多多的民营上市公司按照要求纷纷设立了相关组织机构，也制定出详细的规章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事实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民营要想赶上甚至超过非民营，也只有在内部治理上下足功夫才行。（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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