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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
惊闻巴金先生仙逝，不胜伤痛。提笔想写点儿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
世人论巴金，离不开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离不开他不遗余力倡导的讲真话、自我忏悔。“他们（‘革命左派’）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
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在巴金那里，讲真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忏悔，讲真话成了他自我忏悔的一种方式。
要讲真话，要自我忏悔，要反思每个人在“文革”中的耻辱，巴金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既是为了所有“文革”亲历者的自我忏悔，也是为了“文革”亲历者的子孙后代不再重蹈“文革”覆辙，“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巴金苦苦等候了二十年，然“文革”博物馆至今八字没有一撇，他一定死有憾焉。
巴金拒绝遗忘的态度非常鲜明，这一点有目共睹，不容怀疑，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1982年5月27日）一文中，巴金这样写道：“我羡慕今天还在这个岗位（指文艺编辑出版——引者注）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寒风吹得木屋颤摇、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校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丢掉全部书物仓皇逃命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他们不可能懂得我过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过去的甘苦，我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巴金说的“我那个时代”，不是指“文革”十年，而是指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他在出版社当编辑。“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内战纷争，同样也是一场大灾难，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不需要懂得“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甘苦，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不需要懂得“文革”年代的人们的甘苦呢？如果他们可以遗忘“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遗忘“文革”？
包括“文革”在内的许许多多的“那个年代”，构成了我们民族无比沉重的历史和传统。与历史的亲历者和传统的“接班人”相比，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过去知之不多，对父辈曾经的苦难十分陌生，但反过来看，这有时反而有助于他们减轻负担，轻装上阵，全神贯注于应对未来的挑战。下一代人或许不太懂得“过去的甘苦”，但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甘苦需要他们去经历和体验，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把握，未必就要比那些懂得“过去的甘苦”的人更肤浅。“文革”之后，我们永远都需要避免重演“文革”悲剧，但这肯定需要更多更新的智慧，仅仅牢记“文革”历史、以“文革”教训为鉴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探讨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未能展开的一个概念：与历史和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藕断丝连，但人应当生活在现实的阳光中，而不能生活历史的记忆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无法跨越的历史，但下一代人却应该能够超越上一代人的历史。冤家宜解不宜结，上一代兵戎相见不共戴天，到了下一代则应当没有解不开的疙瘩。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作为胜利者的北方并没有念念不忘“血债血还”，相反，南部联邦的领导和部队官兵都得到了宽恕，阵亡将士无论南方北方，纪念碑都是一样壮观。这种与历史和解的精神，参与造就了美国日渐成熟的民主政治。而今台湾国民党领导人受邀访问大陆，与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亦可视为与历史和解的积极举措……
谨以此文悼念巴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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