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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挂“民工不得入内”牌子的事算不上什么新闻了，最近又出了一个。在宁波九龙湖风景区一大门处挂着一块黑底白字的警示牌，上写：禁止衣冠不整者、拾破烂者以及外务人员擅自入内，不止步者后果自负（10月17日《现代金报》）。这个牌子体现的是“高者”在“显摆”形态下对“低者”高挂着、明摆着的显性歧视，尽管其提示“民工与收破烂者不得入
内”这层意思的初始动机可能是当事方所言的防偷御盗，但对外来务工人员们抱有“有罪推定”思维那也是显豁的歧视。
然而，与显性的歧视相比，隐蔽的歧视更令人揪心。在“神舟六号”飞船成功飞天与成功返航之际，公众大抵是不会注意这样一条消息的：“9日下午，在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0多公里的金塔县附近，通往基地的通讯光缆被民工挖断数小时。”报道说，此次意外事件惊动了国务院。“事发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连同地方政府公安部门迅速出击，当场带走了肇事的两个农民工。”这两名农民工“是金塔县林业局雇用的”，“是不小心挖断了光缆”。（10月11日《东南快报》、《时代商报》）这个事件中，有关方面与新闻报道都无意识地突出了肇事者的“农民工”身份，而且“两个农民工”这样的表述无形中也突出了“个人”身份。其实，这根本不是“个人行为”，而且也算不上“农民工行为”，因为他们是施工队伍里的一员，“农民工”是他们的第二身份。他们的第一身份应该很清楚：为林业局修建一林业建筑而驾驶挖掘机的施工员。金塔县林业局方面称，“那两个肇事的农民工当时正在施工，修建一个林业建筑；挖掘机将埋在地下的通讯光缆挖断”，这里把他们的“本质身份”交待得很清楚了，尽管头上戴着的“帽子”是“两个肇事的农民工”。
为什么要突出“两个肇事的农民工”而不说“两位肇事的施工员”？这仅仅是“两个农民工”的责任，而不是“施工队”甚至是林业局的责任吗？透过这清晰的朦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对农民工的隐蔽的歧视。好事没有农民工的份，坏事就是你们农民工干的。换句话说，那“林业建筑”如果是个巍巍工程则没有你施工的农民工的事，建设中不小心出了事就都是你农民工的责任。这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歧视，不更可怕吗？
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转型中国步入压力社会——零点调查公司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41．1％的白领认为自己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们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因为“在一个以成功为最高理想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目标已经量化成一系列数字：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少钱的车……”其实这里所说的一切与农民工距离遥遥，因为农民工的“压力”绝不是这样的所谓心理压力，而是基本的生存压力。那么，“生存压力”不构成“转型中国步入压力社会”的一部分吗？在生存压力之外，那种“歧视”——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又会对农民工构成何种荷重呢？这种荷重的压力，意味着如何的不平等、不公正？
第一身份，第二身份；第一意识，第二意识。这里的彼与此，构成了一定的相互关系：“高者”以“第二意识”隐蔽“低者”的“第一身份”，而以“第一意识”揭示“低者”的“第二身份”，那是为自己免责而让民工担责；这显然就加深了一种社会不公。公平平等、公正正义，可谓一种社会责任，由是观之，此任任重道远。
在此，我觉得有必要重温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要按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消弭歧视、获取公平，难道不是“农民工”所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利益问题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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