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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德意志银行，共同举办一场题为“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合作关系”的联合论坛，共同探讨时下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下为与会嘉宾回答问题时的发言。
提问：刚才听到讨论嘉宾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朱天教授谈的是怎么样去动员、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我们同样也有一个困惑，比如说我们究竟应该是外延多
少、究竟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和进行怎样的倡导。我不知道各位嘉宾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Georg Kell：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因为我可以看到的情况是相互交织的，公司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规章制度环境之下，无论是对于中国也好还是对于欧洲也好，有时候对于公司治理来说企业觉得规章制度太多了，因此企业觉得非常痛苦。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说，同样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国家会有一些冲突，如果企业要进入新的国家的新的领域可能就要面临这么复杂的环境。又或者有的国家的规章制度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这样又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企业应该有一个自身的原则，无论我们是在哪里开展业务，都应当遵守一定的全球原则，这样才能够应对各国复杂的环境。
Colin Grassie：我觉得我们在谈规章制度管理控制者的时候他们不总是呆在幕后的，这需要我们去理解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我们希望监管方能够先不要把这个环境搞得特别复杂，使得企业能够有充分的空间开展一些倡导和项目。其次，我们看了很多国家，在有的国家里，我们的组织甚至比整个行业的规模还要大，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情况也是比较难处理的。有的时候好像企业有一个枢纽、有一个中心，带领一个行业去知道一些全球性的思维、一些全球性的原则，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有方向了。我们很愿意作为样一个中心，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企业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把自己和政府和个人很好地联合起来，特别是互相之间的配合，企业配合规章制度，同样政府也了解企业的需求。我们作为中间人要比较有说服力，要促进双方的这种协调一致。
朱天：当然了我们不能单独来开带这两个方面当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满足它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要履行社会责任。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不能够光靠哪方面去努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机制去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说可以重整企业结构，又或者在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上做一些合理的变化。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改变机制，当然了改变机制也是要有一定成本的，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比较难执行，所以我只是想指出，我们不能够有一种太天真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太乐观，仅靠这个企业的机制就能够促进它的社会责任，这样做必定是要带来一定成本的。
郭理默：谢谢朱天教授。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来阐述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刚才Colin Grassie先生也提到，CSR已经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了，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们毕竟是企业，我们不是政府，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权利可以做多少，我们也不确信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满足政府的需要，同时又符合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有时候比较迷盲。如果我们也知道要强调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就好像中国有一些企业，它们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会顾此失彼，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经济方面就不尽如人意了，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确保两手都要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头号公司的嘉宾是不是应该就这方面再思考一下。
Colin Grassie：我有观点要发表。所有的问题都是相对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原则，同时也不能只是单边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想，这一点我同意你的看法。前面我讲到了地区政府、区域政府以及全球利益的统一，以及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些价值观念，并且企业界和政府应当积极并且非常实际地进行互动，这个我完全同意你刚才的说法。我想我们应该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施加压力，让他们也提供这方面的原则。我们说很多公司所做的工作都是建议怎么样，建议只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们说商界应当给政府施加压力，我们不能只是说建议、建议，而是要说必须怎么做。
Guenter Butschek：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这里感觉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慢慢变为大家认为必须做的事情，我们说了我们有三个稳定支柱，一方面是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不论我们的业务发展成怎么样，所有的这些支柱我们都必须要考虑，根据公司治理以及全球的工作方法。但是不同的国家国情不一样，每一个国家不可能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或者是我们的重点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大家看一下我的介绍里面已经讲到，我在非洲干过两年半，在非洲我们非常重视艾滋病，因为艾滋病是非洲最为严重的一个疾病，而作为私营领域的一个企业，我支持公众的治病工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如果我们也是支持艾滋病项目的话可能就不是非常适合，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有不同的行动计划，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我们需要考虑自己在中国应当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应当在全球的我们的目标之下再推出一些适合本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能够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业务发展的可持续的必要。这不仅仅是说有了是一件好事，没有也没关系，我们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会给我们带来回报、给股东带来回报，从而可以证明我们的投资，以及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所做的投资都是有益的。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好听，但是确实是这样子，最重要的是实际结果是怎么样的。
Colin Grassie：在此我想说的是，全球的组织者的管理方式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经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比方说具体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人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以及从CSR的角度来说，在全球合作中有这么一个往下走的工作分散、权力分散的一个趋势，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Georg Kell：我们说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趋势的出现，但是在过去几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希望整个市场能够提供解决方案，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社会以及企业的责任，政府需要问一问，不仅是利润，还有社会第一最大化的话有没有建立起什么样的框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创意就是谁在乎最终会盈利。这样一个项目的目标，如果你在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的话，那么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环境方面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同时在社会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进入这个游戏就不能退出，我想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是在不断寻找平衡的过程。
郭理默：我觉得刚才说的两三个观点非常重要，但是所有这些都和公司治理是有关的，如果说在本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公司的总部成为中心，以及市场上各个不同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刚才Guenter Butschek讲到了在非洲，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确保可持续的发展。要想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又有利润可赚的话，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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