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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王永志回到祖国。回国后，他马上投身到祖国的火箭事业。1964年，他参加了我国近程火箭的第一次飞行试验，这时他年仅32岁。由于当时天气原因导致推进器加注不进，大家都一筹莫展。
王永志回忆说，那是6月底的天气，特别热，那地都烤脸，所以大家都很急，说弹头进入不了弹道区，这个试验就得不到结果。所以当时大家想，射程不够就应该加推进剂，让发
动机多工作一会，它不就射程远了吗，殊不知那个箱子也就那么大了，也加不进去多少了。我想，不能只考虑往里加，得想别的路子。于是我就建议，把酒精再倒出600公斤来，这个时候它起飞重量轻了，它射程就大了，就把这个死重去掉了。
王把这项建议在会上提出来，大家不太相信，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还要往外泄？“当时人家都不信我说的，本来我想法就奇怪，加上我是试验队里当官最小的，也算最年轻的。”“我当时真的很着急呀，找谁能把这件事说明白呢？我想，在基地最高的技术负责人就是钱学森副院长，他是权威，干脆我就直接面见钱学森。”后来钱学森听了王永志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就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来，指着王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火箭一次试射成功。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深，发射成功后也很受鼓舞。以后的工作中，钱老长期指导我工作，他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有20多年时间，我都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几十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在钱学森88岁寿辰时，王永志悄悄来到钱老家。“我有过许多老师，惟有钱学森老师指导我一生。进入上世纪90年代，钱老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可他仍花许多精力去讲课，还不停地写信指导我们工作。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钱老不仅提议我当总设计师，还专门写信给我，交代应注意的问题，使我深受感动。恰逢他88岁寿辰，我说怎么也要通过什么方式向他报告一下，就是他所关心的载人航天的进展。所以在他生日这天，我去他家，但是我没上楼，交给秘书，送给他一封贺卡和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
《市场报》 (2005年10月14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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