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暴力事件调查（深度报道）

　　编者按：10月10日是第十四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心身健康幸福一生”。长期以来，精神病人生活在大众人群的视野之外，人们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包括他们可能带来的伤害。4年前，在江西省万载发生爆炸案，死亡42人；在去年的北大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伤亡18人……这些伤害案件的制造者都是重症精神病人。据统计，每年类似的严重肇事肇祸的事件超过一万起，而在中国有1600万这样的重症精神病人。他们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酿成惨祸？让我们走近精神病人这一群体，触摸他们的生活空间，感知他们的精神世界， 共同探讨能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行之路。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西南有一家精神病院，与其他

医院不同的是，精神病院的病区用栏杆和铁锁与外界隔离开来。据院方介绍，目前医院一共住了54名病人，来自自贡市的各个区县，其中80％是因为有暴力倾向收治进来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入院前就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

　　在医院的病历中记载着这些发生严重暴力行为的病人都患有精神分裂症重型精神疾病，所谓重型精神疾病，是指病情发作时精神障碍严重影响精神活动，导致对自身和客观现实不能正确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双相心境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等精神疾病。据统计，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中有30％—40％会产生暴力倾向。

　　病人：暴力瞬间，脑子里有个鬼

　　李长明，26岁。2004年1月的一天，一个正在搞清洁的环卫工人被流浪的李长明用木棍打死，出事后，经过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李长明被公安机关送到了富顺县精神病院。李长明到现在都坚持自己没杀环卫工人，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这段记忆。

　　曾群福，2002年将本村的两个孩子杀死。他对当时的情景没有一点印象。

　　余洋，2004年一个夜晚，将正在熟睡的妻子杀死。因为他好像听到房顶上有人在作案的响动，并害怕那个人会伤害妻子，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余洋在用菜刀杀死了妻子之后点燃了衣物，并最终把自己的房子烧毁。他当时认为，只要火烧起来了，屋顶上的那个人就会跑了。余洋说：“当时脑筋里头有个鬼，始终听见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

　　余洋的叙述让人们听起来感到有些难以相信，但正是这些幻听或幻觉往往成为导致精神病人发生严重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一个把侄子杀死的病人，称“树上的小鸟告诉我，只有杀死她，人类和家庭才能得到幸福。精神病人造成的伤害案件就这样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来自公安机关的统计，目前我国每年重性精神病人的严重肇事肇祸案件已经超过万人次。

　　精神疾病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是指各种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的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上百年来，人们都在探索精神病的成因和治疗办法，但直至今天，大多数精神病的发病机理还是不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而那些有暴力倾向的重性精神病人，他们给家庭和社会的伤害往往会更深。

　　家属：能力有限，监管难到位

　　曾群福出事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了。邻居介绍，曾群福

离婚后患上了精神病，患病的几年间就不时地在村中滋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酿成了杀死两个孩子的惨剧。

　　几年前工厂倒闭，余洋和大多数职工一样买断了工龄，下岗待业，正是工作的事情诱发他得上了精神分裂症，几年来，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夫妻俩始终恩爱，谁也没有想到，病情发作的余洋最终伤害的是他最亲密的爱人。

　　到底是什么让余洋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家庭呢？目前精神疾病的治疗以药物为主，据研究报告，只要经过规范治疗，约有80％的病人能够临床治愈，但即使是临床治愈后的病人也需要长期的追踪治疗，停药造成的复发比率可能高达80％。据了解，余洋是1999年得上精神病的，当时也曾经住院治疗，但在之后的四年里余洋就再也没有服过药。

　　擅自停药或者不接受任何治疗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就会像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炸弹，不知道什么会刺激他的神经，随时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我国现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只有约20％的病人能得到及时治疗，大多散落在社会上的重性精神病人随时有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伤害。由于精神病人没有自制力，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的家属要承担监护责任，那么现实情况又怎样呢？记者选取了曾群福和余洋的家庭进行了调查。

　　记者：他父母多大年纪了？

　　曾群福邻居：他妈今年60岁了。

　　记者：他们两个老人能不能管住这个儿子？

　　曾群福邻居：管不住。

　　记者：他在这个村子里，也没有其他兄弟？

　　曾群福邻居：没有其他兄弟，只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记者：能管得了他吗？

　　曾群福邻居：管不了，都到外面打工去了。

　　精神病人多数都正值壮年，而他们的监护人往往都已年迈，而且身为监护人的家属，对于精神病医理知识知之甚少。余洋的父母在出事前就知道儿子停药多年但并没有当回事。

　　记者：你们家里人怎么不监护他一直服药？

　　余洋母亲：他最反感你让他吃药。

　　记者：精神病人如果停药之后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这个危险你们一直不知道？

　　余洋母亲：不晓得。

　　记者：按理说家里如果有一个精神病人，又有一些暴力倾向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来看一看，或者去了解了解情况。

　　余洋母亲：没有，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文化，认不得字，我就晓得医好就医好了。

　　记者：你们从未想过他可能会复发吗？

　　余洋母亲：不晓得。

　　对于精神病医理知识的缺乏和对病情复发危险的漠视使得监护人难以真正实现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一旦病情发作，监护人只可能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余洋和曾群福就这样因为缺乏监管而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惨剧。那么，那些没有到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的监护情况又如何呢？

　　2004年3月30日深夜，患精神病18年的林川被妻子于英杀死在家中。事发后于英已被判刑入狱。

　　于英说和林川结婚的第四个年头林川患上了一种叫双相性情感性精神病，从那天起，她在恐惧当中生活了18年。林川是一看到不顺心的事或东西，就对于英拳打脚踢，而且他要吃啥，开口要闭口就要到，慢一点就打起来。

　　尽管自己常常要遭受丈夫的打骂，但让于英更提心吊胆的还是林川一旦犯病就会到外面惹事，2002年，曾经把邻居打伤致残。

　　于英说，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监护这样一个精神病人。为了维持生活以及应付丈夫不时造成的伤害赔偿，于英每天要打几份工。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让她几度想走上绝路，但是想到儿子还得需要抚养就坚持了下来。2004年3月30日深夜，于英又一次遭到了丈夫的毒打———拳打脚踢、用双手掐得于英喘不上气来，于英当时想，死在你手里儿子怎么办，18年了，忍受了18年实实在在的苦，太累、太痛苦了。就在那天晚上，于英在给林川的牛奶里放了过量的精神病药物。在林川昏睡之后，于英用电线勒死了结婚22年的丈夫。

　　社会：重视不够，疏于责任义务

　　现实生活中，像于英家这样的悲剧并非偶然，这些家属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了他们无力承担的重负，甚至甘愿付出自由的代价。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以及重性精神病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仅仅依靠精神病人亲属的监护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精神病人所在的村组或社区又是否能对其负担一些监护责任呢？

　　曾群福的邻居说，曾群福到他家砸门时，他们就曾经向村里反映过。村长说，精神病我们不好管、管不了。

　　我国目前官方公布的重症精神病人的数量为1600万，但这个数字还是1992年调查时得出的。很多地方对于该地区的精神病人的数量、分布、状态都不掌握，也就谈不上对精神病人的有效监护了。当监护责任仍旧仅仅依靠家属，那些已经临床治愈的精神病人要重新回到社会时就面临着新的难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精神病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社会脱节，要想让精神病人真正地回归社会，减少他对社会的危害，必须要让他适应社会生活。孙教授指出，有人会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精神病人回到社会中来，谁来保证他们不会再发生类似伤害的事件，别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怎么办？其实，人们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正常的刑事案件发生率远远高于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发生率，那为什么能容正常人就不能容精神病人呢，所以这实际上是个观念问题，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为防止其对社会构成危害，家属就应督促精神病人吃药、督促他们治疗。如果家属没有这种监护能力，就应该变更监护人，就应该由政府来解决，在发达国家，社区监护和家属监护是结合起来的，中间没有脱钩。

　　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精神病院的医生要定期家访，对于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的病人及时上报，对其进行强制医疗。在瑞典，社区内精神保健所能够为所分管的居民提供一线诊疗及护理，在社区内，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均可得到照料。

　　孙教授表示，与其到事后去补偿、赔偿，不如提前做好防范。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法到现在还没有颁布，但作为政府职责，还是应该管好辖区内的精神病人，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央视《新闻调查》

　　《市场报》 (2005年10月14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