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斯诺

　　斯诺先生来了，带着他浩浩荡荡的团队。尽管他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刚刚对人民币汇改表示过赞赏，但在具体谈到斯诺此行时，美财政部发言人又称：斯诺如此急于赶往中国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中国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探讨和关注。而在这其中，人民币汇率毫无疑问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作为讲求一团和气的中国人，笔者首先要对5个月前论及 部长先生的一篇文章表示歉意。因为在当时，笔者很不厚道地挖苦说，“除了坚定不移的单边主义，颠三倒四的语言风格亦在白宫蔚然成风。恭喜斯诺先生，无论在哪点上，他对总统的仿效都在逼近拉姆斯菲尔德的水准。”

　　促使笔者“仿效”斯诺先生“吃掉”自己讲话的原因首先在于近期看到的报道。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就中美经济问题举办的听证会上，斯诺先生腹背受敌之窘困足以令人心生恻隐。如共和党参议员邦宁警告斯诺说，“我希望美国国会不需要强迫你们采取行动，我们很多坐在这张桌子前的人都觉得，我们行动得还不够快。”而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更是声色俱厉谩骂道，“你到底是无能？还是健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混乱的逻辑除了来自不同利益集团激烈的博弈外，关于自由贸易认识上的混乱更是一地狼藉难以消解。而这，对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斯诺先生来说，更是个体不能承受之重。

　　1933年，凯恩斯这样讴歌自由贸易：“同很多英国人一样，我从小被教育要尊重贸易自由，要知道那不仅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理智的人不会怀疑的经济理论，而且可以说是道德守则的一部分。”

　　然而很快，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以往的批评不同，20世纪末以来对自由贸易的攻击不再是自由贸易能否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问题，而是认为自由贸易会损害公平，破坏环境，甚至导致贫困。如在前述听证会上邦宁指责中国违反贸易准则时的说辞就是，“贸易不仅是自由贸易，还应该是公平贸易。”经济学巨擘克鲁格曼在描述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时亦称，“某种程度上讲，日本的经济成功是以那些善良的西方竞争者为代价的。”

　　更有甚者，作为全球化时代引领者的美国率先进入到更为本质的逻辑怪圈中：一方面，该国强大的经济辐射力使其理所当然地最大受益于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并因此而从来以自由贸易的白衣骑士自居；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而带出迥然不同于李嘉图所设想的世界（用来生产商品的资源不会很容易跨越国界）时，尤其当美国公司为了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而雇用国外价格更低的劳动力来代替本国员工时，美国人开始自我诘问：“我们的经济前景到底在哪，我们的国家正走向何方？……只有当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摆脱了对商品和生产要素两者自由流动之间的迷惑时，真正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才会出现。”（查尔斯·舒默、保罗·克雷戈·罗伯特，2004）但是美国毕竟又是一个极度务实的国家。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在实务操作中的变通方式就是，“自由贸易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也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然而，美国的外贸政策标志是自由贸易哲学，它有别于具体的各项政策措施。”

　　这是1967年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它为该国政客随意但又理直气壮地游走于自由贸易与重商主义之间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但同时，这种得过且过、相机抉择的实用主义亦为今天美国政坛内部之纷争乃至个人之反复埋下了种子。

　　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惶惑或许非常困难，因为就本质而言这必定涉及到主权国家与全球市场间天然存在的矛盾，因此很显然这也并不仅仅是美国一家所面临的问题。但最起码，按照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在《今日自由贸易》中的论述，即“当扭曲存在于内部市场，就应该采取以纠正这个扭曲为目标的国内政策(税收加补贴)，那么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优政策”，而对存在于外部市场的扭曲，虽然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确实不再是最优贸易政策，但问题是：这种外部市场的扭曲是否在现实中真正存在？如果确实存在扭曲，政府干预的结果是否更糟糕？“虽然‘看不见的手’可能不太有力，但‘看得见的手’却是残疾的”。

　　对此，“全球市场经济的典范”———美国，似乎应该比我们更能接受才是。

　　《国际金融报》 (2005年10月14日 第一版)

　　作者：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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