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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都说一些霸道的村官是土皇帝，但也仅止于外界的评价，自己给自己封号“土皇帝”的真是罕见。据10月12日《现代快报》援引《检察日报》报道：三联，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一个普通的村庄，近十多年来由于新会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地处中心城镇——会城镇郊区的三联村也由从前的一穷二白逐渐变得殷实富裕，这个仅有913人的村子，近年来每年的
收入均达数百万元。然而曾带领大家致富的村支部书记刘宏球却因侵吞507万余元公款于今年4月被新会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当地，刘宏球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在三联，我就是皇帝。”而他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时时彰显着自己的“土皇帝”本色，决不是只满足于过过嘴瘾。他的主要“事迹”是：办一言堂，重大事情自己说了算；把村集体的财产当成自己的，酒楼成了他的谈工作的“办公室”；办了5个通行证，先后58次前往澳门赌博；镇委镇政府开会，他起初是想去才去，到后来干脆不去了；逐渐形成了一股势力，他俨然一个“黑社会大佬”。
连镇委镇政府开会都不去，刘宏球的这个“土皇帝”当得真是到位。问题是，刘宏球的皇帝梦何以做得如此安逸？为什么他能如此猖狂而不去忌惮民间和上级的“眼睛”？
我觉得上级主管部门的“三怕”很能说明问题——在刘宏球屡屡出现违法违纪行为时，上级主管部门也曾想撤换他的党内职务，但一怕没人敢接替他的位置，二怕刘宏球暗地里搞事影响稳定，三怕影响作为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政绩。于是对他的种种越轨行径一再“宽容”。
分析这“三怕”，“第三怕”是根本，“前二怕”是具体表现。不必讳言，刘宏球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得到了错误的政绩观的“宽容”。
这种“宽容”并非偶然。自古代中国，中国始有“穷山恶水出刁民”须实行“恶人行政”的论调。一部《石壕吏》，多有“启示”：只有恶人当吏，才能让老百姓听话。2004年5月15日新华网有篇文章《剖析各级政府存在的“不法行政”十大怪现状》中提到，第六个怪现状是“恣意用法，暴力行政”：有的地方还实行“恶人治村”、“恶霸执法”，把“村霸”、地痞搜罗进基层政权及执法队伍中来，专门对付当地百姓。专家认为，片面的政绩考核体制和不合理的行政“包干制”，是导致暴力行政的制度原因。有关领导和上级机关为了完成任务，对暴力行政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错误的政绩观一脉相承的是错误的“稳定”观。三联村已经暗无天日，三联村的“稳定”已经是恶人高压之下的“恶人之治”了，上级主管部门还担心“稳定被影响”，那么，上级主管部门担心被影响的“稳定”究竟是什么一种“稳定”呢？上级主管部门替虚拟的接替者揪心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一种“位置”呢？答案已经很明显。
如此相信这种暗无天日的“稳定”，也就意味着潜意识里对“恶人之治”的认同与妥协，这样一来，不敢撤刘也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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