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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世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想起“李约瑟难题”，是因为近日陆续公布的诺贝尔奖。除了文学奖外，今年的各项诺奖已名花有主，中国依然在诺奖的大门外徘徊。
在诺奖的百年历史上，共有四百多位获奖者，尽管有6位华裔科学家厕身其中，但中国本土却没有贡献一位诺奖得主。因此，有关“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代的“李约瑟难题”。国人对此情结极深。
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曾尝试解答。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由于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实际上，这种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强烈的行政干预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学家确定科研重点上，科学家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科学家来主导研究项目。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方法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科学家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是能避则避。也就是在这样的科研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陷入基础研究难以应用于产业的怪圈。
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研究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成就的年龄可知，他们的成就大多是在26-45岁期间获得的。比如，6位华裔获奖者就是在这个年龄层完成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但是，相比之下，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科学家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
首先，决定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地位的是其年龄。中国教育的近亲繁殖使得学生依附于老师，挑战老师有如犯上，有悖于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的价值观。中国知识分子不向权威挑战的所谓忠诚和团结，成了科学进步的历史包袱。其次，青年科学家本身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又没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优秀科学家，尤其是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人数之少，使他们很容易被推上科学管理岗位，将稀缺的科研资源与职位挂钩，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
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项最多？除了充裕的研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外，主要应归功于它营造了一个自由的创新环境和氛围，从而吸引和凝聚了世界优秀人才。中国的科技发展长期落后，固然跟国家和企业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低投入有关，但更多是输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环境”上。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和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不仅是创造诺贝尔奖得主的沃土，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源泉。
只有解决了“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家才可能与诺奖亲密接触，中国才有望在世界科技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拥有与自己大国身份相称的地位。
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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