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凸显新亮点

　　2　本报记者曲力秋

　　目标更加清晰计算更加周密方式更加灵活

　　举世瞩目的十六届五中全会11日落下帷幕，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被视为“指导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对未来15年也将产生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12日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虽然在程序上‘十一五’规划还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但作为党在新世纪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次重大战略部署，规划具有的显著推陈出新的特征，是我国长期计划史上的新里程碑。”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方针

　　叶笃初说，确立科学发展观的统领地位，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最初五年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十六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建议，其意义正在于，以规划专有的文本样式，通过规定指导方针、发展目标，总体部署等等，完整、精确、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以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非形式上的而是确有实质意义的固化于规划中，从而有力保障科学发展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统领地位落到实处。

　　作为国家建设的“成文的盘子”，叶笃初说，国家规划（以前称计划）通常有较大的容量，能够较充分的承载党执政的基本理念，包容有关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决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部署诸多方面。

　　“相对而言，它比一般政治动员号召，更具实践性、行动性的特点；比具体工作布置，更具指导性、概括性的特点；比通常制度规定，更具权威性、约束力的特点。由此说明，规划具有其他一些方式所不可代替的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如果我们把科学发展观解读为党在现阶段治国理政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那么，在此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十一五’规划，亦可解读为党在现阶段治国理政的不可忽略的重要方式。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内在的具有统领发展全局的性质，而‘十一五’规划作为一种运筹手段，内在的具有统筹整个的特征。前者需要后者作为载体，后者需要前者作为指导，二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就构成了我们党在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时刻，努力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杰作之一。”

　　规划更富生命力

　　对于“十一五”规划的理解和解读，不同学科的专家会有不同的表述。叶笃初认为，从政治学和战略决策的角度看“十一五”规划，其最大的亮点是规划将新一届领导集体自力更生、励精图志的决心和努力给予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展开。

　　与以往的五年计划不同的是，叶笃初说，“十一五”规划不单纯是经济发展规划，而是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于一体的发展规划。

　　“规划强调宏观性、战略性和长远性，过去我们的五年计划局限于经济领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后来逐渐加进些政治、文化的内容，但总体上还是经济计划。‘十一五’规划不仅强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统一，还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统一，除此之外，规划还强调人民生活、人民实惠是第一位的。这是具有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总体来讲，叶笃初说，“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更加清晰，计算更加周密，方式更加灵活，这使得规划更富有生命力，发挥的余地和空间也更大。

　　党内外监督首次前期介入

　　长期以来，我们的规划体制始终不能避免“规划无保障、实施无主体、落实无监督”的三大弊病，虽然每一次规划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在最后执行时却没有保障。

　　叶笃初说，与以往不同，“十一五”规划还在讨论期间，对规划的监督就已经开始进行。

　　“中央纪委常委有近20人列席了讨论，这将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并将成为例规，就是今后所有涉及到规划制定，纪委都要参加，对有关部门履行权力，行使职权，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是维护中央的权威、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和民主集中制。”

　　除此之外，叶笃初说，在“十一五”规划编制的前期，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还请来了与规划内容对口的民主党派，对规划建议发表意见，实行党外监督。

　　叶笃初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13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