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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新华社“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报道，给我们揭开了一个“大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小医院门可罗雀”的所谓“怪象”。虽然此“怪象”其实并无可怪———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条件下民众理智选择的表现，然而却为“号贩子”们谋取非法利益准备了广阔的舞台。不久前，杭州甚至还出现了专营此道的正规挂号公司。大量的“号贩子”聚集在医院里，不仅使患者蒙受了惨痛的经济损失，更延误了病人得到及时准确的治疗。因此，我首先要为专项执法行动轻轻地鼓几声掌，但是，又仅限于“轻轻”和“几声”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仅因为“专项行动”的持久性往往不好，也不仅因为太多警察与小偷勾结的例子影响了“严厉打击”的公信力，而是因为我根本就在怀疑：“号贩子”到底怕不怕警察？或者说，是怕警察多些还是怕医院多些？
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来的，无疑就是“票贩子”了。铁路有专门的铁路公安，“严厉打击”的力度肯定比“警务工作室”要大多了，可是“票贩子”却完全不为所惧，依然猖獗如昔。这是由经济利益的“致命诱惑”决定的。马克思早就说了，有了30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不怕冒杀头的风险，更何况“票贩子”最多不过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罢了。相比于“一个月进账50万元”的利益诱惑，难怪乎他们会有“被判刑也值得干”的“豪言壮语”。
比“票贩子”要“幸运”得多的是，倒卖诊疗号目前还根本是“不入刑”的。刑法里有倒卖车票、船票罪，有倒卖文物罪，对于倒卖诊疗号这一“新鲜事物”，却缺乏规定。最多不过是罚款了事罢了，一个14元的专家号却能被卖到400元，警察以及警察身后的法律对“号贩子”的震慑力，恐怕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相比于怕警察，“号贩子”们可能更怕医院些。事实证明，只要医院真正愿意花大力气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号贩子”们的用武之地实际上可以被限制到很小。可惜的是，一些医院往往视之为“事不关己”———号反正已经挂出去了，“号贩子”往往也就在这样的医院里安营扎寨。
另外，与大学里教授不教书完全一致的是，越是知名的专家给病人看病的时间越是少———这是号诊疗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们本来就缺少有技术优秀的良医，再让他们集中在大医院轮流排班，一个礼拜就出诊那么几个小时，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更人为制造了诊疗号的紧张，让“号贩子”有机可乘。
简言之，要“严厉打击”“号贩子”，光靠警察入驻不行，还必须依靠医院自身社会责任心的觉醒。而对那些“号贩子”、“医托”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不仅应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更应该首先追究医院的责任。
《市场报》 (2005年10月12日 第四版)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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