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烤红薯的冷喜庆

　　本报特约记者 李媛媛

　　时间： 2005年9月中旬

　　地点： 北京朝阳区中国传媒大学南门西侧

　　人物： 冷喜庆

　　性别： 男

　　年龄： 36岁

　　职业： 马路边烤红薯

　　2005年9月21日晚21时。

　　秋天的凉意已经渗透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中国传媒大学南门西侧也不例外地被凉意笼罩着。但冷喜庆的头上仍然流着黄豆粒大的汗珠，他戴一双大而厚的布手套，左手拿着炙热的炉盖，右手熟练地伸进炉子翻转着里面的红薯，一股烤红薯的香味便在他周围弥漫开来。

　　“你还不收摊啊，今天卖了多少钱？”旁边报亭的主人问冷喜庆。

　　“才50多块，还有十几个红薯没卖出去，再等一会看看。”冷喜庆一边侍弄着他的红薯，一边微笑着回答。

　　这时，我走到冷喜庆跟前。

　　“冷师傅，给我称两个红薯。”

　　“好的。”

　　冷喜庆忙从炉子里拿出两个红薯来，又随手拿起了秤。

　　“二斤八两，两块五一斤，刚好七块钱。”冷喜庆看一眼秤，不假思索地报出了价格。

　　在他称红薯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右手手腕处有十几条清晰可见的被烧伤痕，每条都有两寸长。让人一看便知，那是他在翻转炉子里面的红薯时，手腕碰在炉口被烧留下的。

　　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也经常买他的红薯，慢慢的他就认识了我，我也知道了他是来北京做小生意的农民，看着他手腕上的伤痕，我突然间非常想了解他，了解和他一样在北京做小生意的人。

　　付完钱后，我便坐在载着炉子的三轮车旁边，一边吃红薯，一边和他聊了起来。

　　冷喜庆的职业生涯

　　今年36岁的冷喜庆，看上去像40多岁，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朴实和憨厚。他身穿一件印满汗渍的棕色短袖，洗得发白的蓝色裤子，裤脚处已经有些破烂，脚穿一双千层底布鞋。身边放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有一个正在烤红薯的铁炉子。

　　冷喜庆点燃了一支烟，和我聊了起来。但他的眼睛时不时地透过烟雾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每当有人走近他，看着他和炉子上的红薯时，他都要站起来，等待着对方来买。有时，有人停下来买一两个红薯；有时，人家只是看他一眼，又毫无表情地走了。他就再慢慢坐下继续和我聊，继续等待。

　　我吃着红薯问：“这个红薯烤熟后，要失去很多水分吧？”

　　他介绍说，这是必然的，不过根据季节的不同，红薯的含水量也有所不同，春天1斤生红薯能烤9两熟红薯；秋天1斤能烤7两，如果卖不出去，放在炉子上的时间长，水分失掉得更多，1斤只能烤5两左右；冬天1斤能烤8两。

　　听着他这么专业的回答，我便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烤红薯的？”

　　略加思索后，他说：“我是1995年来北京的，至今已有10年。刚来时，在海淀区蓝淀厂给别人烤，给别人烤就要租他们的三轮车、炉子、还要在对方那里买生红薯，但价格一般都要比市场贵5分钱以上，甚至贵1毛钱。那个时候一个月能挣300元左右。”

　　我问：“那你现在是自己干还是给别人干？”

　　“自己干啊！我是2001年从海淀区来到这里，开始自己烤着卖的。”

　　“那你的这些工具要花多少钱？”

　　面对我的这个问题，冷喜庆随手拾起地上别人吃雪糕丢弃的小棒，在地上写着数字给我算起账来：

　　“一辆旧三轮车180元左右；炉子的成本一般也要120元：先买一个大油桶70元，再让焊工电焊加工需要花30元，最后我自己再买来铁壁和铁棒装炉，将其分成上下层，又需要花20元；一杆秤15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接着他又说：“烤红薯一般用焦炭或者蜂窝煤，但焦炭的成本太高，我用不起，就一直用蜂窝煤来烤。”

　　“我听说，城管经常来检查，不让小商小贩在马路边卖东西，他们要来检查你怎么办”？我向他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躲呀！只能躲。他们一般上午9点左右、下午2点左右来检查，我们就躲到一些小巷或者墙背后，等他们走了，再出来。有时他们也突击检查，要是躲不过的话，只能自认倒霉，让他们把东西没收。2003年我被没收了14次，去年，我被没收过4次。”说到被没收的经历，冷喜庆显得有些激动和紧张。

　　冷喜庆的经济收入

　　聊到被城管没收工具时，冷喜庆再次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干我们这行的，每天起早贪黑，却挣不了几个钱，2001年和2002年都是攒了2500多元；2003年不但一分钱没挣到，还赔了1000多，过年时借路费回的家；2004年攒了3600元，是10年来挣得最多的一年。”说到2004年，我透过浓浓的烟雾看见他情不自禁的笑了笑。

　　我问：“2003年为什么没有挣到钱？”

　　冷喜庆一脸愁云地说：“都是城管整的！我的家当一年就被没收了14份！相当于每次赔进350元左右。被没收后，重新做起来很耽搁时间，新三轮车太贵，一辆要300多到400元，买旧的就要到旧货市场，或者到一些村里挨家挨户去问人家有没有不用的三轮车，运气好，跑一两天就能买到，运气不好，跑三四天也买不到。2003年，我单单寻买旧三轮车就用了很多时间。”

　　他的话让我感到十分不能理解，便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干其他的活？”

　　“没办法呀！除了烤红薯，我再不会其他手艺。我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必须回老家种地，其余时间才能出来打工。我想过当建筑工，我们村就有不少人去干这个活，但有时干上一年，工钱一分也要不上，一年就算白干了。这几年煤价上涨，当煤矿工挺挣钱的，工资也能及时领到，所以我也想过去当煤矿工，但我媳妇说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煤矿发生爆炸，说当煤矿工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挣钱，死活不让我去干。我只能烤红薯，这样自由一些，挣多挣少还能见些现钱，也没什么生命危险。”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冷喜庆再次拿着手中的小木棒在地上给我算起账来：

　　“我是9月1号来北京的，现在的生红薯是温棚里生长的，水分大，价格还比较贵，1斤要1．1元到1．3元左右才能买到。烤熟后1斤卖2．5元，平均一斤生的只能烤7两熟的，卖1斤红薯只能挣5毛到6毛钱。温棚里生长的红薯不如露天地里生长的红薯烤出来好吃，眼下买卖也不好，平均一天只能卖50元钱（20斤）左右。不管卖出多少，一天要烧15块蜂窝煤，一块蜂窝煤要4．3毛钱，除去这个成本，平均一天能挣5元到6元钱。一个月也就是200元左右，刚好维持我在北京的生存。不过，等到农历9月份以后，露天种的红薯上市了，买进的价格就会降下来，而且，那个时候吃烤红薯的人也比现在多。以前每到冬天，生意好的话，一天能卖150多元，估计到时一个月能挣到600元左右。”

　　冷喜庆在北京的生活

　　就在我与冷喜庆算账的时候，一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走过来，冷喜庆慌忙将还剩半截的烟灭掉，装进口袋里，站起来，熟练地戴上手套，从炉子里拿出几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满脸笑容地帮对方挑，男青年买了三个红薯，冷喜庆看着秤杆嘴里念道：“四斤一两，十块零两毛五，给十块钱吧！”

　　男青年走后，冷喜庆坐下高兴地对我说，今天买卖不错，我烤了50多斤生红薯，卖了70多元了，还剩下两个没卖出去，再等一下，看能不能卖完。于是，他又接着和我聊了起来。

　　我问他：“你在哪里住，离这远不远？房租贵不贵？”

　　冷喜庆从口袋里掏出刚才那半截烟，点燃后吸了一口说：“在通州后窑村，离这20多里路，骑三轮车过来也就一个半小时，房租每月120元钱，我和同村的一个好友一起住，他也是烤红薯的，我们住的房子有6平米左右，是一座独院的偏房，是靠着院墙用砖垒起来的，房顶铺的石棉瓦，房内只能放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小屋的门口放着一个做饭用的铁炉子，是用油漆桶做成的那种简易炉子，能烧蜂窝煤，够一两个人烧水做饭用。”

　　“你们还做饭？”我好奇地问。

　　“就是晚上回去才做。”冷喜庆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接着他又说，“我们干的是苦力活，饭量大，在外面吃很费钱。”

　　我问：“那你这一个月能开销多少钱”？

　　“除了吃饭、房租，还有抽烟，其他就没什么了，衣服鞋子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我也不抽什么好烟，就抽1．6元一盒的长乐，三天抽两盒，一个月两条烟32元，房租每月60元，吃饭平均一天5元，早饭有时自己做，有时在外面吃一碗馄饨、两根油条一共1．5元，中午一碗削面3元，晚上回去自己做，一顿晚饭也就1元左右。”这样下来我每月的开销大概是230多元。冷喜庆拿着木棒不停地在地上算着回答我。

　　冷喜庆和他的耕地

　　冷喜庆的家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八达营乡白云山村。

　　冷喜庆告诉我，家里有媳妇和两个儿子，大儿子13岁，小儿子7岁。2000年，媳妇和两个儿子每人才分到了一亩二分地，在这以前，四口人就只有他一个人的一亩二分地，每年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他就在外打工挣钱买粮贴补家用。现在他家有八分水稻地，四亩玉米地。

　　“其实种地的收入和买粮吃没有多大差别”。说着，冷喜庆又给我算了这样一笔细账：

　　“我们家的四亩八分地，收成若好，每亩地平均能打800多斤玉米；收成不好时，每亩地只能打400多斤左右。根据收成好的情况来计算，四亩地能打3000斤玉米，每斤玉米5毛钱左右，四亩地一年也就是1500多元钱的收入。

　　玉米在播种前要施底肥，每亩地需要施40斤的二氨（80元）、20斤的尿素（20元），等到玉米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每亩地还要再施100斤尿素（100元），我们老百姓把这次施肥称为催秧肥。这样算下来，买化肥每亩地就要200元钱，四亩地肥料的开支800元。播种一亩地需要种子15斤，每斤6元，一亩地90元，四亩地360元；家里没牲口的，要雇别人家的牲口来耕地、播种，这样一亩地又要花90元，四亩地360元。

　　总的算下来，种四亩地共要花1520元，基本上与1500多元的收入持平。“种田总是在赔钱！”

　　八分地的水稻能产500到600斤，但要比种玉米多施一次肥，就是在水稻快要成熟时，再施加一次催粒肥，八分地需要50斤尿素（50元），再加上底肥、催秧肥、种子（50元）、雇牲口耕地播种一共要花300多元，每斤水稻的市场价是1．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种水稻的收入还比较好一些，但因为天气冷，又加上缺水，家里只有8分的水稻地。所打的水稻我们全部都留着自己吃，从来不卖”。

　　“那你们平时主要吃什么”？

　　“平时都是用玉米换面粉吃，根据市场价格计算，一袋50斤的面粉60元左右，换这么一袋面需要玉米115斤左右。我们农村人饭量大，不像城里人，吃粮少，吃菜多，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年除了吃完500多斤水稻外，还要吃15袋面粉。”冷喜庆憨厚地笑着对我说。

　　突然他有些兴奋：“自从去年出台一号文件，国家就不向我们要公粮了，原来每亩地还要交15到20元的公粮款，现在每年就可以省下近100元，足够我们一家人一年的油盐酱醋和一些菜钱了”。

　　冷喜庆最大的负担

　　冷喜庆说：“怎么也没想到，身强力壮的我会得病”。

　　今年3月份，冷喜庆肚子左侧的血管开始变粗变硬，很疼。后来又发展到前面和右侧。

　　说着他掀起衣服。我看到：又粗又硬的血管一根一根地出现在他的肚子上。

　　“严重时，疼得我只能坐着，连动都不能动，一动就揪心地疼，我去了乡

医院、县医院、市医院，有的说是淋巴腺问题，有的说是静脉炎，有的说是血管硬化。一个医生一个说法，弄得我糊里糊涂。

　　“每天看病吃药输液，过了3个月，病好多了，但欠下了6000多元的债，这些钱都是从亲戚朋友家100元、200元借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说到这儿，冷喜庆重重地叹了口气。

　　说到自己的病，冷喜庆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接着，他又向我说起了他的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现在都在上学，去年以前只有大儿子上学，现在小儿子也到上学的年龄了。今年大儿子上六年级，9月份开学一共交了320多元，小儿子上一年级，交了280多元。平时学校再收一些资料、考题费用，以及孩子平时零花和买铅笔、作业本等费用，一个学期一个孩子还需要100元。这样算下来，两个孩子上学一年总共需要1600元左右。我现在每年挣的钱，基本上刚好能维持孩子们上学和家里种地用。不过，这两小子学习还挺好！”

　　说到儿子的学习，冷喜庆似乎又显得有些兴奋。他接着说：

　　病情稍有好转，我就赶紧停了药，一家大大小小全都指望着我呢。今年农忙时节，化肥、种子、包括孩子上学的钱都是借的。医生说我这个病以后不能再干苦力活，不能用力使劲。现在我的病和孩子上学是我最大的负担，目前还能勉强维持，但以后我的体力会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能赚钱！但孩子的学费花销会越来越高，到时候，真不知该怎么办！？

　　我一直都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睛死盯着眼前三轮车上的炉子，脸上刚刚表露的那点喜悦转眼间又变得很无奈，很迷茫。

　　看着他死盯着三轮车，我问：“你这三轮车上的东西一共有多少斤重？”

　　“200多斤吧！主要是炉子重。”冷喜庆的眼睛看着三轮车回答我。

　　“那你每天骑着三轮载着200多斤重的东西从住处到这里，来回要走50多里路。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我忍不住问他。

　　这时，冷喜庆扔掉手里的烟头，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要赶快挣钱，先还上一部分债，万一以后急用钱，还可以再向人家借，不能光借不还，这样人气就不好了，以后就没人敢借给我了。”

　　街上的人渐渐少了起来，马路上穿梭着各种牌子的车辆。在璀璨斑斓的霓虹灯下，一阵风轻轻吹来，坐在炉子旁边的我突然感到浑身很凉。我看了看表，已经22点了，冷喜庆炉子里的两个红薯还没卖出。

　　我站起来说：“把那两个红薯卖给我吧？”

　　“你还要？”冷喜庆很真诚地问我。

　　我笑了笑说：“给朋友带的。”

　　他忙站起来，戴上手套，掀开炉盖，将手伸进去拿红薯。

　　在称红薯的时候，冷喜庆一脸迷惑地自语道：“国家领导人在电视上说，到2007年要让全国所有农村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不知道到时能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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