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对话考验理智

　　财政部长斯诺、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鲁本·杰弗里三世、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蒂姆·亚当斯、本月3日刚刚就任的美国财政部常驻中国财经事务专员戴维·洛文杰……加上参加第六轮中美纺织品谈判的美方代表团，中国大概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接待过如此众多的美国政府财经部门重量级人物，等待着他们的是15至16日在香河举行的第七届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16日至17日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

　　对话的问题和方式将决定对话成败

　　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对于当事国人民及其政府，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为了增进安全；中美两个经贸关系如此密切的大国加强经济对话应该属于好事，但对话的问题和方式将决定对话的成败。根据有关媒体报道，亚当斯在行前曾经将此次来华对话内容归纳为3个方面：

　　第一，搜集相关信息，拟定报告，决定是否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以获取不正当贸易优势的国家行列。亚当斯声称，斯诺此次从中国得到的承诺将决定美国是否将中国纳入货币操纵国。

　　第二，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在这种发展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需要学会抱着平等的态度开展磋商

　　我们无需怀疑美国决策层对推进中美经济对话的重视，但从亚当斯先生归纳的第一项议题可以看出，美方实在是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抱着平等的态度与中国开展磋商，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对话、协调中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在久拖不决的

纺织品争端中，还是在汇率议题上，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纺织品谈判问题上，美方国内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且无视国际准则的倾向，让人们几乎不敢对以美国为对手的谈判寄予太高期望。在汇率议题上，约束中美两国相互之间在货币事务上关系的规则只能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其衍生规则，而不可能是哪一个国家单方面制定的国内法，翻遍《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我们找不出一项条款授权美国可以自行立法认定货币操纵国并对其加以制裁。

　　作好最坏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好的结果

　　就绝对数字而言，中国将在今年创造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巨额贸易顺差。我国今年1至8月累计出口4763亿美元，同比增长32.2%；进口4155亿美元，同比增长15.0%；累计贸易顺差高达608亿美元。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笔贸易顺差的相对规模并不算十分惊人，用贸易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来衡量，今年1至8月为6.8%，虽然远远高于去年全年2.8%的水平，但在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中，有4年贸易顺差相对规模超过了今年1至8月，今年的这项指标仅仅相当于历史最高纪录的一半而已。

　　最重要的是，这笔顺差的来源并不是什么货币操纵，而是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走势与主要贸易伙伴不同步。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虽然可望保持在9%以上，超过此前的普遍预期，但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上升态势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经济仍然处于高增长期。正因为中国国内经济降温，内需不振，进口需求萎靡，出口增幅则因货物纷纷转向海外市场而迅速提升，两项作用共同促使今年中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尤其是就美国而言，美国国民储蓄的巨大赤字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要经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即使对华贸易逆差缩小，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不审视自身问题而一味苛责中国货币操纵，实属缘木求鱼。

　　当然，美方设定的议题并非全无道理，在我看来，至少第二项议题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颇为合理，问题是这种转变需要时间。中国确实需要确立内需为本的原则，但我国内需增长相对疲软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收入分配失衡，尽管我国政策已经开始向促进缓解这一失衡的方向努力，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美方指望一蹴而就必然要落空。

　　无论是在纺织品争端还是其他议题上，我们都期待与美方进行坦诚、冷静、理智的对话，实现中美经贸合作的双赢；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为任何可能的结果作好准备，毕竟只有作好最坏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好的结果。

　　作者：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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