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去华尔街 却不能只欣赏风景

　　文/孟宁

　　正当美洲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高盛等国际金融巨头斥资数十亿美元参股中国银行业之际,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最后期限也正在悄然临近。在银行业引进外资的盛宴帷幕之下,让我们看看各方利益主体的真实动机。

　　中国的银行为何牵手外资？

　　历史上的中国商业银行以国家的经济复兴和产业发展为使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他们行政性地为国有企业的改制买单,从来没有担心过坏账和回报率的问题。而今天,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中国在将国有银行从政府的出纳员向商业实体转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全社会正在为此买单。

　　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的长期欠缺,投资者在经济运行和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经济运行和投融资主要通过银行间接进行。M2存量是GDP总量的2.4倍,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央行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商业银行通过央行指导下的借贷关系和企业联系,公司的治理责任由银行、企业及政府共同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者缺位造成了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又造成了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一旦遭遇通缩的环境,银行又必须承担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坏账积累。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加强,为了解决银行坏账的问题,国家不断地为国有银行减负,20世纪90年代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然而资产回收率和现金回收率仅为26%和22%。去年至今,汇金又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注入了600亿美元的资金。凭借这些注资,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短时期冲销了坏账,改善了资产负债状况。然而从前一次剥离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仅仅靠政府出钱剥离坏账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大型银行的资产结构和内部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引进外资。

　　充实资本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为满足巴赛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各大银行都在用尽浑身解术。引进外资和上市融资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同时借助外资银行吸引更多的长线资金和未来战略投资者也是重要的长远考量。由于外资入股时给予国内银行股相对较高的PB估值(1.3倍左右),合资给国有银行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但外资的介入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注资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将对中国银行业产生良性的影响。

　　一方面,外资股东进入董事会能够改善中国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将第一次深入中国银行的管理当中。上市后面临的信息披露压力、监管压力和绩效考核压力也将成为银行自我约束和改良的动力;另一方面,外资能够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这主要体现在金融产品的开发和使用方面,包括中国银行业缺乏经验的信用卡的推广、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等等;另外还有外资银行具有传统优势的人事管理、组织架构管理、公司业务,尤其是风险控制、信贷风险、资产负债匹配、公关和IT服务等方面都能师夷长技。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中,随着存贷款增长比例的下降,要从贷款上赚取大量利润是困难的,从商业逻辑上说,着力渗透细分市场,中间业务利润必然成为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

　　　以工行为例,2001年到2004年,中间业务利润占总利润比例不断提高,但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必由之路。中间业务包括现金管理、银行卡、财务顾问、个人

理财、资产托管、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开放式基金销售、国债理财、银证保合作、衍生品交易、资信调查、代客风险管理等业务,同时也涉及投资组建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混业金融服务公司。依托银行资源,充分发挥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加强与证券、期货、保险、基金、信托等其他机构的跨业合作,借助银证通、银保通等系统对接平台,以银行卡、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为载体,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当然,走出去也是中国银行的目标,除了打开海外上市的通道之外,借助国外银行的力量,配合国民经济向外发展的战略,拓宽国际市场,为中国的国外上市企业提供服务是国内银行中长期的战略部署。

　　外资进入的利益驱动

　　目前,整个国际银行业都在不断地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投资合适的银行便是途径之一。外资不是仅仅选择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银行也成为他们的猎物。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9%)以及中国人消费能力的壮大为中国银行业创造了盈利潜力,而这一潜力正是中国银行业的魅力所在。信用卡和商业保险在13亿中国人中的普及率仍然很低,而汽车、私有住房等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在中国日益普及,这势必带来消费贷款的巨大增长。通过投资中国那些分支机构动辄上万个的大型银行,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的极好跳板。收购国有银行为外资金融巨头提供了一次免费的品牌营销,为其在未来扩大在国内市场的业务和影响埋下伏笔。

　　在华尔街金融家的眼里,一家银行内部的资金应像水一样流往任何能够获得更多利益的地方,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参与和控制中国银行的巨大存款也是外资不断参股中国银行的重要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渠道是外资更加看好的资源,遍布各地的网点、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潜力更是诱人。维持原来银行的借贷和客户关系,并利用这些关系出售更先进、利润更高的服务是外资觊觎的一大块肥肉。

　　同时,大量子公司的产生也为利益输送和摆渡创造了条件。例如外资可以通过溢价购买银行的某些资产提高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和利润率,从而提高上市银行的估值和自己手中持股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外资可以通过向旗下的银行贷款来完成对上述资产的购买,因此实际上外资股东完全不需要支付对价,就可以获得资本增值。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可逆的,外资股东也可以通过低价收购上市银行的资产,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遍布全国的固定资产来调节利率和增加自身的利润。

　　由于大多数外国投行将买入中国各银行股份的行动视为私人股本类型的交易,如果这些银行的

股票在首发之后上涨,那么它们买入的股份将带来丰厚的回报。汇丰入股交行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财富效应”。一年前,前者以每股1.86元人民币战略持有交行19.9%股份,后又斥资20亿港元以每股1.9港元招股价购入交行股份。如今,交通银行的股价高达3.5港元左右,逾70%的二级市场溢价足以诱惑其他外资的跟进。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承销费用。中国的各家银行现在都在期待上市,尤其是有海外上市需求的银行已经明确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如果想获得承销这些银行首发的机会,就必须投入资本。在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今年的上市过程中,汇丰银行(HSBC)既是战略投资者,也是发行顾问。按照中国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费用约占总发行价值的3%的比例计算,高承销收入与入股投资比同样是诱人的

蛋糕。

　　合资并非万能药

　　外资的进入固然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众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对其带来的影响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除了中外方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外,外资还无法解决一些内生性,尤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银行与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矛盾。让我们在通缩的经济环境中看待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晰。

　　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和利率控制,容易造成大量的过度投资,投资泡沫一旦破裂,通缩就无法避免。而通缩和银行问题是相互感染的:通缩产生了许多坏账,但价格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多的生产能力,同时银行又不断给奄奄一息的公司注入新的资金。虽然外资金融巨头认为资金应该像水一样流动,但是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贷款就像房梁一样支撑着产业结构,银行可以移动一部分资金,但整个移动“横梁”会使经济架构坍塌。

　　在通缩阶段,一旦价格下跌,政府会出台各种政策控制价格的走势,而这种控制会使价格进一步下跌,因为市场参与者无法预知价格何时能够到达均衡价格,价格无法真实反映价值,通缩便会持续。而银行贷款主要基于固定资产的担保或者抵押,由于在衰退期,越是流动性差的资产越是会被抛弃,因此形成价格的惯性下跌,价格下跌又使得该类资产不再满足某些机构的投资标准,造成进一步的抛售。通缩阶段固定资产的减值会造成连锁的坏账增加,银行会从控制风险的角度,要求偿还贷款、支付更高利率或者提供更好抵押,这将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和通缩。

　　2005年上半年,各家银行的中报显示,不良贷款余额,尤其是关注类大幅度提高,已经为过热的经济和松散的银行贷款管理敲响了警钟。同时在目前压缩贷款规模的调控政策导向下,银行大量闲置资金被迫配置在国债上。以目前的收益率曲线计算,5年期银行间国债收益率在2.65%左右,而5年期存款利率在3.6%,扣税后也有2.88%。成本收益的倒置和存短放长的流动性风险都在威胁着国有银行的未来生存和发展。

　　除了坏账问题之外,权力的不适当集中,绩效考核的不合理,人本主义的制度缺陷,都使得中国银行业暴露在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之外的管理风险之下。而这些管理风险造成的腐败、浪费、损失等成本远比市场风险更加顽固和难以克服。

　　很多外国学者认为,银行问题的根源不是公司治理,而是政府控制。无论是直接任命,还是通过董事会间接控制,银行的资源都会浪费在没有前途的项目上。同时,由于政府控制而形成的贷款限制使银行成为重要的寻租领域,这不仅会造成银行体系内部的腐败,也会影响实体产业的生产率和收入提高。比如某银行为了方便行长,特意在行长家宅隔壁开设一个营业网点;某银行为了给行长留下深刻的印象,特意投巨资在领导上下班必经的大桥上树立广告牌,等等。此类费用无关腐败,只能算是博取无奈一笑的谈资。

　　作为经济改革的枢纽,银行改革要从体制和结构出发,内外兼修,同时配合企业改革和价格管制的放开,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自发性健康发展。

　　走路去华尔街,却不能总想着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方向虽然光明,道路却非常地漫长和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