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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巧俊
2003年10月，四川农妇熊德明请求温家宝总理过问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资。清欠风暴随即在全国刮起。但是，并非所有农民工都能像熊德明那样幸运。“北京24名民工讨薪遭殴，目击者称地上全是血”，“南阳民工郑州讨薪无果以头撞墙含怨而死”，“重庆民工湖北讨薪遭百人暴打”……这样的新闻报道不胜枚举（2005年10月8日《瞭望东方周刊》）。“不胜
枚举”，说明民工讨债越来越艰难，暴力事件仍在发生。如果民工讨债没有新招怪招，要讨回就很难。
河南籍打工仔卢万福之所以能就成为新闻人物，就因为他出了个“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的怪招，这招式一出，还真把“狼”套住了。
10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卢万福为了讨要拖欠已达5年的工钱，数次往返于河南浙江，却屡讨屡败，绝望之下卢棋出怪招，将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丢在浙江诸暨市法院。经过一番博弈，卢万福最终拿到了拖欠5年的工钱，也接回了孩子。
曾采访一位四川籍民工，他告诉我，如今讨债就要拿出怪招来，他讲了一个他讨债的辛酸故事。他说他在福建打工，老板欠他钱，刚开始他想，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他理直气壮去讨，可人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时代变了，如今，欠债的都是大爷。硬的不行来软的，他去老板办公室苦苦哀求，说得声泪俱下：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还有人卧病在床，老板行行好。可老板就是不行行好。软硬都行不通，那就只有死打烂缠了，天天围追堵截，时时到其家里、厂里静候。可也没用，老板娘还扬言再这样就叫人收拾他。讨债无望，他也想到了爬电线杆、跳楼，可看到报纸说这是“作秀”，是一种无赖”、“犯法”，就觉得这样做作用也不大。他说，那些日子非常痛苦，想到了要与老板同归于尽，但人死不能复生，同归于尽了，即使讨回了钱又有什么用？可不讨，血汗钱又拿不回，真难啊！后来他听说有位高人有办法，就去找，高人告诉他，如今“理直气壮”、“苦苦哀求”、“死打烂缠”、“孤注一掷”、“同归于尽”的讨债方式早已陈旧过时了，必须拿出新招才能讨回血汗钱。高人听他讲到家中还有70多岁的老娘，出了一个怪招，叫他老娘去讨债。他老娘按照高人的指点，去了老板家，一边咳嗽，一边摩擦着心窝，老板娘一看，忙问是不是有心脏病，老娘说：“老毛病，药罐子，只是苦了孩子，拼命打工赚钱给我买药。”这招很灵，人家不是发了善心，而是怕老大娘在他们家有个三长两短。
如今，大多的民工都不愿诉诸法律解决纠纷，而是利用私人的力量来解决。从核算民工的维权成本来说，最低的是找政府有关部门或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但往往却不是这样，他们向一些机构寻求权利救济，付出的却是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拿卢万福来说，他已诉诸公力救济，将欠债人告上了法庭，并打赢了官司。但不幸的是，卢万福遭遇到一道困扰着人民法院的跨世纪难题——执行难。于是他走上了漫漫的“讨薪路”，一讨就是五年。今年6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了陕西山阳县27名农民工在洛南县陈耳金矿打工查出了矽肺病，经过4年的艰难维权，法院判决原告每人获赔约6万元，但判决至今仍未执行。其中三人甚至因绝望而自杀。
《杂文选刊》曾刊登了一篇《民间策划高手》，讲的是陕西西安肖道成专出怪招的成功案例。文章里讲到一个农民因妻子7年前出车祸瘫痪，法院判肇事司机款4．8万元，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执行，两口子住在红花堰，几近讨口为生。求助媒体和有关部门，效果甚微。肖道成出了一个主意，让男人拖着瘫痪的妻子沿街叫卖判决书，称按判决金额一半收钱。此招一出，媒体哪能不接招，有媒体还组织了一场“买判决书的情理与法”的讨论，其轰动效应当然非常好，有关部门能不过问？另一案例是肖道成组织过“民工没钱回家，住在公厕里等工钱”之类的讨薪行动。他说，要引起人们重视，必须要有新鲜的招。跳楼讨薪以前是新闻，后来多了，人们“审美疲劳”了，不再能刺激被爆炸的资讯刺激得有些麻木的眼球。
讨债要找出一个剌激眼球的新招怪招来，这究竟是民工的悲哀，还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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