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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则
夜观电视，在虚构的空中剧场停留，从头到尾听了一出上海艺人的京剧“打渔杀家”。好戏，但且先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总有些词句若不鄙俗，就是欠通；阔别数十年，给我的感受仍然与昔日当小兵看慰问团演出时别无二致——例如“打渔”：“渔”原就是“捕鱼”“打鱼”的意思，“打渔”岂不成了“打捕鱼”、“打打鱼”？虽然，词语失当不掩大雅，
“蟒袍玉带不愿挂、弟兄双双奔天涯”的唱段依旧高亢苍凉，营造着一个惟其虚无飘渺、反而更显超脱的境界。而我这个外行的听歌者年齿既长，坎坷积累已多，就尤其不能不被这歌声引领着暗自感叹走天涯的艰难苦涩、杀家的无奈和血腥。
无论就杀家者或被杀之家而言，这一场场屠杀原就是应当尽可能避免、也原都是有可能避免的罢。
杀家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惯例，《水浒》本传中屡见不鲜：武松“打店杀家”——帮助施恩父子争夺快活林，打蒋门神之店、杀张都监之家“共计男女一十五名”；李逵“打庄杀家”——三打祝家庄之际，“砍得手顺”，“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及至挨宋江责骂，他却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而宋江本人“智取无为军”，也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死了，不留一人”；解珍解宝则“猎虎杀家”——县官追比之下好不容易打来一头大虫，却被毛太公家吞没冒功，进一步还遭到诬陷，捉将官里去，于是在“双越狱”之后“把毛太公毛仲文一门老小尽皆杀了，不留一个”，如此等等。
武松、解珍解宝以及宋江杀家犹有缘由可说，李逵杀绝扈家满门，毫无道理，竟然“快活”，就纯属残暴。而无论哪一位的“杀家”，现代人固然摇头，古人也看不过去。李卓吾对不同的杀家分别批注道：“狠”、“恶”、“太甚”；对武松杀家批得尤其明确：十五个死者中“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三个正身”指的是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这三位爷确实恶毒，但凭什么连丫鬟、后槽（饲养员）等等也一个不肯放过？如果说快活林的武松是打手、飞云浦的武松是英雄，鸳鸯楼上的武松可就是暴徒了。可怕的是，暴行远不止于此。《水浒》书中多次杀家前后的劫狱、劫法场、里应外合攻破城池之际，不知连带烧毁多少民房，伤害多少百姓；“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的话书中反复出现。暴烈的起义固然大快人心，却不免令常人望而生畏。如若不幸生逢如此的盛世，甚至家居附近或身在现场，我们又当如何？
然则何以如此杀法？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曰：暴政总在批量生产暴民，而暴民当然残暴。暴政有若干不可抗拒的作用，大致说来，头一个是制造仇恨（“不杀了张都监，如何出得了这口恨气！”）；其次是制造绝望（“杀一百个，也是这一死”——不杀白不杀！）。武松和解家兄弟的杀机多半在此。暴政的第三个作用则是满门抄斩一类王法的示范和培训——人们受尽虐杀，于是习惯残酷。逐渐看轻了自己的死亡和痛苦，当然不会把别人的死亡和痛苦、包括无辜者的死亡和痛苦放在心上；杀红了眼，杀顺了手，杀起来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刀一个。普遍性的教育而外，还有典型环境对典型人物的培养，例如宋江（押司）和李逵（看管罪犯的小牢子），积习难免更深。这两位在专制皇朝的执法机构长期当差，经手屠戮他人的经验必定丰富。暴政镇压良民，动辄满门抄斩，如此制造出来的暴民一旦反弹，当然动辄杀家。所以，李卓吾尽管谴责，法治社会的人们尤其斥责，杀家的惨剧却重复不断，情况与当代的恐怖主义、与那些杀身成暴者的出身、经历、现时环境、乃至昔日盟友的苦心培训依稀相似。
萧恩杀家发生在后水浒时期，因此尤其典型而足以说明杀家与暴政的因缘。石碣村的这位渔民（阮氏三雄中的哪一位？我始终弄不清楚）当年上过梁山，受过招安，曾经“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立下汗马功劳；然后“蟒袍玉带不愿挂”，奔天涯重操旧业当渔民，可谓志行高远。但这样一来，萧恩就和天下其他捕鱼者一样，面临两个问题：以渔为生，自己能不能，别人让不让？针对前一问，当代中国有一条以警句形式表达的扶贫战略，“授之以鱼何如授之以渔？”高瞻远瞩，备受赞许。但这于萧恩却没有意义：“渔”是他的本行买卖，哪用得着谁来“授”？后一条却就为难了：他“渔”，人要收他渔税；天旱水浅，鱼不上网，人家照样要收渔税。（由此可见，打得着鱼时渔税他还是如数缴纳的，这个昔日的梁山好汉够老实的了。）给不出么？
打手就登门了。告状么？上堂一言不问就是四十大板。说不定还会有人看上他那块江边的风水宝地，要勾结官府霸占了去修一所亲水庄园哩。怎么办？等候县衙门的都头率领马步兵丁、连同眼明手快的“做公的”举着火把上门捉拿？萧恩可没有那么傻。打人不如先下手的计较他早就明白；他领着桂英儿带上刀走了，不回头，连家门都不掩上——这样的人还会饶过渔霸一家么？杀家在他是驾轻就熟，就像渔霸坐收渔税发家致富之轻车熟路一样。“长街卖鱼钱，沽一杯淡薄酒，且自把鱼煎，夜晚宿在芦苇边。渔家乐，乐陶然。”这首我们都会的歌原来在说梦话。由此可见，“授之以渔”的扶贫战略再好，词语再美，却是远远不够的；仿此，“授之以耕”也终于不起作用。哪个农民还不会耕田种地？生产知识固然重要，生产手段却更根本。只因辛勤种地、完税纳粮还是不得安生，结末就见农民起义值班登场再唱一出杀家，权充“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刀兵四起，和谐成空。
善良的人们伤心历史，忧虑现实，先是憎恶暴君之暴，哀良民之甘为顺民而怒其无争；及至良民陡然爆发，却又震惊于暴民之暴。尤其是，在谴责这些暴行的同时似乎忘却了暴民从何而来，不明白他们何以如此灭绝人性。古典名著《水浒》近些年来的遭遇可以为人们的这种健忘作证：只因梁山好汉们的残暴，这部“第五才子书”又一次身价大跌。我在这里不免要为它叫一声屈：它如果不这样讲故事而是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梁山好汉们“塑造”成人道主义的典范，尊重法治，讲求程序正义，你还能读到这许多杀家及其前因后果、这许多血腥遗训么？《水浒》的诉说重点不在梁山如何而在诉说如何逼上梁山，这话古人早就说过了。如果没有这么许多暴君和霸主及其首创的单边主义——请问，他们的法制征得了谁的同意来着？是他们治下的全体居民、还是曾经被他们黑着心掠夺欺侮的那些原良民、后顺民、今暴民点头认可？——如果没有他们的单边主义，暴民虽然还是会有，例如刑事犯罪分子，总不至于农民战争一代接一代罢。
几千年的历史，一条古老的道路，你走我也走，前脚跟后脚，一环扣一环。在这条路上，霸王们总是先行一步。不幸的是，作乱犯上的农民往往不可能斩尽杀绝，就像当代的恐怖主义者难以斩尽杀绝一样。霸王们因此也就难免会被梁山或后梁山的好汉追赶上，而憎恶暴君、哀顺民之所遇而怒其无争者则夹在中间，时或不免“带伤中箭，不计其数”。
也许，应当承认“打渔杀家”不仅文从字顺，而且寓意深远罢：“渔”既然挨打，杀家也就顺理成章。就此言之，与“苛政猛于虎”的严正谴责、“捕蛇者说”的沉痛抗议相比较，“打渔杀家”虽然言辞不那么高明，似更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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