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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
上周六晚印尼巴厘岛发生连环爆炸，23人遇难，这再次警示人们：要获得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必须树立正确的大安全观念，完善大安全机制。
大安全观也就是综合安全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国际上出现了狭义安全观向综
合安全观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冷战后，得到进一步加强。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指称：“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安全需要。……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险更加多种多样”，这包括种族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大范围的环境恶化更加严重等等。威胁多样化进一步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向“综合”的方向发展。“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克林顿政府虽然存在重要区别，但就综合性而言，却有明显的继承，其中特别强调了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大平首相的政策研究会———综合安全保障研究俱乐部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将安全保障定义为“防止对国民生活的各种威胁”，强调安全保障对象领域和手段的多样性。在国际上，主张做三个层次的努力：一，争取国际环境根本好转的努力；二，与有共同理念和利益的国家联手保卫安全，争取国际环境部分好转的努力；三，对付国际威胁的自助努力。从此以后，“综合性”就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特点。
中国很早就有综合安全思想。朱元璋起事反元时，曾问计于谋士朱升，朱升告之曰：应“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借鉴朱升思想，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大规模改革开放，并积累了处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侵袭、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安全保障战略，具有了更广泛的综合性。
目前各国综合安全观涉及的领域，正在趋同。这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在对付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具有根本意义的共识。
美国布什政府坚持认为：“惟一足以阻止暴政和恐怖的产生并以希望取代仇恨的力量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美国则是“人类自由的力量”代表。因此，美国不但有权派出并继续将军队留在伊拉克，而且有权制定《叙利亚责任法》，有权号召伊朗民众推翻其现政府。
但还有更多国家认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包括穷富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民族矛盾的加强、宗教纷争的尖锐化等等。因此，对付恐怖主义，应该立足综合治理，必要时，不反对以暴制暴，但更应注意缩小穷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关系，努力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目的。
反恐，需要树立正确的大安全观，树立了正确的大安全观，才能建立起完善的安全机制。但怎样的大安全观才是正确的？看来，人类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痛苦磨合，才能在这个关系世界前途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巴厘岛及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炸弹，正催促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早日作出正确决断。
《国际金融报》 (2005年10月10日 第八版)
作者：王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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