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听证：立法民主终于起步

　　本报记者高初建

　　在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之间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次标志性的重大事件。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9月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此后，在1993年和1999年，八届人大常委会和九届人大常委会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两次修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收入增长，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一些内容已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再次修正这一法律，早已列入十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之中。

　　

个人所得税法是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部法律。在国际上，“公平、高效”是被普遍接受的税收分配原则。从法治的需求来看，效率应该服从于公平。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公平与

　　效率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在我国，初次分配更多地强调“效率优先”，由此鼓励人们努力创造财富，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和谐，国家又以个人所得税作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显然，个人所得税法的一再修正，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调整收入的公平问题。

　　与前两次个税法的修正不同的是，十届人大常委会决定举行专门的立法听证会。这是全国人大首次就立法问题进行听证，它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现代听证制度起源于美国。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凡重要的立法必须经过听证。自那以后，听证制度成为美国式民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仿效。

　　在我国，深圳市于1993年率先推出了价格审价制，开了听证制度的先河。1998年，国家发改委和

信息产业部就电信资费调整问题举行听证会，提高了听证会的“级别”。而2002年的那次春运火车票价听证会，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注意，使“听证会”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公众要求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形式之一。

　　但是，迄今为止各地方、各政府机构举行的听证会，大多以水费电费等价格调整、

城市规划、见义勇为的褒奖或烟花爆竹是否禁放等地方性、行业性的决策制定和法规制定为主要内容，由全国人大举行立法听证，则以个税法修正的听证会为首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行使国家立法权。过去，全国人大立法过程中，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听取意见，一是向各地方、中央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等征求书面意见；二是召开不同的座谈会，由专家、学者及各界有关人士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和意见；三是由媒体公开发表法律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而立法听证会与上述征求意见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听证会是完全公开的、透明的。听证会之前，法律的内容和有关重点向全社会公布，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公民都有权按规定自愿报名，作为陈述人或旁听人出席听证会。在听证进行过程中，新闻媒体可以进行全面报道，让全社会的人都能了解听证的情况。最后，听证的结果也将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这种公开和透明，有效地保障了公民对国家重大立法事项的知情权。

　　听证会能够更加全面和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使民意得到更充分的反映。与少数专家学者参与立法讨论不同，听证会的陈述人、旁听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因而更有代表性。同时，由于陈述人代表的不同意见可以在听证会上直接陈述，充分争辩，从而切实体现了公民对立法工作的参与权。

　　听证会实际上是在立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之间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使公众的意愿和立法者的法律构想得到最佳融合，这不仅能够保证立法的质量，使法律更为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也将使最终通过的法律能够被自觉执行。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立法听证会是公众的一次民主训练。通过参与和关心听证，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获得以程序化的方式，合法地表达个人意愿的机会，可以享受到民主权利，增强法制意识和主人翁的责任感，进而大大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进步。

　　应该指出，这次个税法听证会讨论的问题比较集中，内容也不是很复杂。关键的问题在于，听证会上反映的民意最终是否能影响立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立法。同时应该指出，这次听证会的陈述人、旁听人是从不到5000名公众报名者中遴选出来的，他们的代表性是否足够广泛？如果一次听证会的结果不足以反映多数人的意愿，是否需要再次举行听证？还有，听证会的参与者究竟应该怎么遴选，是否需要有一种规范的方式？听证会能否形成制度，确保立法程序的公正？当多数人的意见形成法律时，少数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凡此种种，不仅是这次听证会留下的悬念，也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实践中必须逐步解决的课题。（28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