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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9月26日电让农民、工人自己说话，并从中发现真理，是于建嵘特有的学术风格。从岳村开始，他频繁出没于中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而不是学院派。
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了该刊记者高海燕对于建嵘的专访。
于建嵘生于1962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术专长为政治社会学，“三农”问题及社会冲突研究专家。
受邀哈佛
于建嵘，2001年因其政治社会学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而声名鹊起。在中国，这本书与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被认为是当年影响中国“三农”问题的轰动之作。但是在国际学术界，《岳村政治》是一面观照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的镜子。藉此，于建嵘成为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社会冲突问题权威。
2003年12月初，于建嵘应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裴宜理教授闻讯后邀请于建嵘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并作一次学术演讲。12月4日，于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完后赶到波士顿，裴宜理教授派其博士研究生阎小俊到车站迎接他，然后直奔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大本营，并在那里见到了等待已久的裴宜理教授。
裴宜理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也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一位女主任。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她早期的《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和《上海罢工》等著作，被认为是美国中国近代史及其研究方法重要突破的代表作。
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裴宜理是难得一见的。对于中国的一些理论研究，裴宜理向来不以为然。因为她认为，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担当的是西方理论的翻译者，缺乏创见。所以许多中国学者慕名前往拜访时，她大多避而不见。
在美国，裴宜理的高傲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因为哈佛大学校长无意中说过一句“女人的智力都有问题”，结果遭到了裴宜理等哈佛女教授的联合抗议。在当年的哈佛毕业典礼上，按照惯例，裴宜理应当坐到主席台上。但是裴用手指着台上的哈佛校长说：“让那个家伙下来，否则我不会上去。”
卸去行政职务的裴宜理现在专事学术研究。她一直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痴迷。对于过去的代表作，裴宜理一直心存遗憾。由于海外学者身份所限，无论是《华北暴动》还是《上海罢工》，裴宜理只能从中国既有的一些文献支离破碎的描述中发掘事实的线索。所以她的这几部著作，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更为国际化研究的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她一直期望着有生之年能够在中国问题上有更大的突破。
于建嵘的出现使她看到了这一希望。因为于建嵘是行走在底层，用事实说话的学者。他“让工人、农民自己讲话，从中发现真理。”于建嵘通过深入调查、亲身体验所获得的鲜活而真实的资料恰好是裴宜理梦寐以求的。而在中国，像这样的资料实在太少。
裴宜理的让步
裴宜理主持了于建嵘的这次学术演讲，她拟定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而于建嵘却改变为《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他解释说：“我之所以改变了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演讲结束后，裴宜理教授亲自开车请于到哈佛大学附近的中餐馆吃饭。两个人探讨了在学术研究上的共性与差异。“相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从研究农民问题再到研究工人问题。所不同的地方是，她研究的重点是历史而我更关注的是现状；她要寻找到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相一致的地方，而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接着，我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安源工人研究。”于建嵘于2001年开始对安源煤矿的实证调查研究，到2003年已基本成稿。
提起安源煤矿，裴宜理显得格外关注。因为熟悉中国历史的她知道，安源煤矿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安源是中国的“红色之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从萍乡安源开始的。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都在安源组织过工人罢工。而毛泽东在萍乡指挥过秋收起义。有一种说法，当时每五个共产党中就有一个安源矿工。
于建嵘接着说：“最初引起我对安源工人运动的关注，是我在研究湖南农民运动时所发现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就是当年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斗争的方式，大都与安源煤矿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愕。于是我在完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核心内容的《岳村政治》后，就开始了安源调查。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就是深入到矿区进行访谈。”于建嵘坚信，在安源珍藏了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和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的密码。
听到这里，裴宜理明显地有些激动了。她从来没有想过，安源煤矿恰好是研究中国工人命运变迁的最好标本。
裴宜理感觉到，于建嵘和安源煤矿将会为陷于困境中的学术研究带来突破，也许会成就她有生之年最有价值的力作。闪念至此，裴宜理抓住机会说：“我希望能跟你合写这本书。”
于建嵘闻言心里一阵激动。他似乎看到自己正在分享着裴宜理在世界的威望。在即将答应的瞬间，于建嵘忽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合作著述是不是意味着在有些问题上我将不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们的分歧点如何解决？”念及此，于建嵘也坦率地将自己的疑虑提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像裴宜理这样的大牌国际学者居然如此有容人之量：“好，一切以你为准。”
一顿晚餐，两人吃了近两个小时。在饭桌上他们初步达成了共识：尊重各自的学术独立性，独立著述。但是双方有义务帮助对方在对方国的翻译和出版。
于建嵘最后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前往安源去体会“红色中国”最初的萌芽。2004年7月17日，裴宜理教授在于建嵘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安源土地。而这一次，是她第二次探访安源。
源于底层的使命感
传述中国工人，是于建嵘二十多年来的梦想。他出身于中国湖南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亲人大多是工人。对工人，于建嵘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目睹中国工人自20世纪以来的命运起落，于建嵘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来研究中国工人，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历程和苦难，光荣与梦想。
1966年夏，于建嵘4岁时，中国“文革”开始。他的父亲，战争年代的中共地下党员，很快被工厂造反派“揪”出来，诬为“土匪”，“打倒在地”。随即，除父亲一人准许留在湖南祁东县城以备批斗外，其余下放永州农村。在白眼和冷遇中，于建嵘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1983年，于建嵘在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前夕，与另外两位好友在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共同起誓：此生无论如何，都要立志研究中国3大阶层：于建嵘出身于工人家庭，研究农民；王立成来自农村，研究工人阶级；那一位同学父母都是干部，则研究知识分子。
于建嵘被分配到衡阳日报。两年后，他主动辞职，做起了律师。8年下来，他的收获大抵是两个：一是衣食无忧，钱不再成为一种负担；二是律师的职业使他得以继续充分地浸淫于底层社会，底层百姓的苦乐悲欢继续在他面前日夜上演。
他买了车，有了房子。生存问题已经解决，幼年的底层挣扎开始浮现于眼前，青春年少时的誓言一次次在耳边响起。“我不能忘记曾经受过的苦难。”他决定退出律师行业，回归当年立下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此时已是1993年末，距离岳麓山黄兴墓前的立誓已经整整10年。
自称江湖学派
于建嵘坦言，研究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是他的理想。之所以最初从“三农”开始，而不是自己最熟悉的工人研究开始，是因为太过熟悉而迷失了观察和判断力。所以从农民开始是一种锻炼和积累。
经历了四年的民间“三农”研究爱好者的“游学”之后，于建嵘投奔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并且考上了徐勇的博士研究生。两年苦读之后，他的选择是重走毛泽东当年湖南农村考察之路，对湖南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再作考察。
这是一种类似于游走四方的田野调查。“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从1999年5月开始，于建嵘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车搭车，无车步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下去，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走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历时20个月，于建嵘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一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这部45万字的专著先后获得湖北省第3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3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5届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以及湖南省第7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后来，到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后的于建嵘，最终留在了北京。但是他依然保留着过去的作风：绝大多数时间，出没于全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而不是学院派。
宋庄的魅力
来自底层，重归底层，这既是于建嵘的人生轨迹，也是他的治学路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学者的最大难题：生存依附。在书房里，他把那张律师证书张贴得很是显眼，还时常笑言，大不了再回去当个律师。
由于习惯了底层生存，所以于建嵘反而住不惯北京城里的高楼大厦。他在北京通州区的农村宋庄买了平房。这是一次冲动的选择，却成为他最得意的选择。
2003年九月，担任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联谊会主席的于建嵘组织大家到宋庄游玩。宋庄是北京知名的画家村。在这里聚集了几百名为了艺术而作的画家。他听说有一个貌不惊人、胡子拉碴的画家是个大富豪，便好奇地上前搭讪以验证传言。
这位画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原是西安的富豪画家，与妻子开着一个美术学校。但是赚了钱之后，他为自己沦落为赚钱的机器而痛苦。于是他决心离家出走。游历到宋庄后，他发现这里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一进入宋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红军带着八角帽，扛着冲锋枪，总有一股要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
简单的一句话，让于建嵘的心也随之激荡。他立刻询问，在宋庄是否还有要出售的房子。恰好有人翻新了房子要出售旧房，于是，于建嵘在当天就成了宋庄人。不久前，他还在外地考察时，接到邻居大妈的电话。电话那端传来大妈激动的声音：“建嵘，我们这里要喝上北京市的自来水了。”他与宋庄已融为一体。
在宋庄，于建嵘每天都写日记，用相机和笔记录宋庄的每一个变化。他的左邻右舍都是农民，他和他们一起在村里高悬的广播里收听本村新闻。他记下了每一家的大小变故。他说，我要完整地记录一个村庄城市化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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