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研究，最富家庭的捐赠率并没有明显较最贫家庭高，富人可能是透过其它方式来避税
台湾《工商时报》报道，据台湾当局财政主管部门的调查，台湾资产3亿以上的40名高所得者，竟然有8个人是未缴1毛税的，到底这些未缴税的人是怎样避税的，由媒体报道得知主要是透过4种方式：1、海外避税；2、促进产业升级条例；3、高额保险；4、捐赠。而其
中使用捐赠避税的手法，有以未上市柜的股票以及价值难以认定的字画文物等，捐给地方当局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捐赠也会受“同侪效果”影响
目前关于捐赠行为的研究，多数着重于个人行为，较少以家庭为单位来探讨。如：研究个人捐赠行为动机的心理学者Maslow提出所谓的需求理论，按需求的迫切性将动机分成5个层次：1、生理的需求；2、安全的需求；3、爱与归属的需求；4、自尊的需求；5、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就是人们在满足了前两个需求后，为了满足后三个需求时，有可能会产生捐赠的行为。事实上台湾地区的捐赠行为，除了会受到基本人口统计变项及捐赠扣除额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自身所处之家庭、宗教及团体状况的影响。因为捐赠人不仅会在意亲友的意见与看法而进行决策，另外还会受道德、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等复杂的观念所束缚。且根据许多的研究也证实，还会受到“同侪效果”的影响，所谓的“同侪效果”即民众在各种情境中引发其“同理心”及“雪中送炭”的动机，也期望自己的亲人或朋友认同其善心善行，在付出与报酬之间达到自我认同的平衡，而引起更多人的捐赠。所以，若以家庭为出发点来探讨捐赠行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毕竟家庭是个人生产消费的基本经济互助单位。
以家庭为基础观察捐赠行为
所以研究个人捐赠行为动机的学者采用家庭单位做基础，把家庭资料库里“经常移转支出中的公益慈善捐赠科目”（如：捐给宗教团体、基金会等）当作每户家庭的捐赠金额，然后按照每年的约1400个家庭家计所得高低排名均等分成5组（每组约有2800个家庭），来探讨在各年度的家庭捐赠率（各组总捐赠额占各组总所得比例，结果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只有最富家庭（所得最高的20%家庭）在1999年有显著差异，而且在这一年，不论在哪一群的所得收入家庭在捐赠的比例上皆呈现上升的现象。原因可能是“九·二一”地震后的助人情境、媒体的报道以及有钱名人的抛砖引玉等，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心而踊跃捐赠。但是观察各年度的平均值可以发现，捐赠金额呈现大幅度变动的只有最富家庭在1999年较1998年高出一倍左右。而最富家庭除了在1999年、2000年两年比最贫家庭（所得最低的20%家庭）在捐赠率上高外（约比最贫家庭高1.1倍），最富家庭每一年的捐赠率都相对于最贫家庭低，大约为最贫家庭的0.8至0.9倍，而在综合所得税率的部分（各组在综合所得税的总缴税额占每组总所得比例）最富家庭每一年皆高于最贫家庭，约为最贫家庭的20倍左右，由此看来，最富家庭在捐赠率上并无明显比最贫家庭高，除在1999年、2000年外，最富家庭的捐赠率皆低于最贫家庭，但综合所得税率部分最富家庭在各年均高于最贫家庭其倍数介于16.8至35.23。由此可知，最富家庭好像并没有透过捐赠的方式来规避缴税，可能是透过其他方式来规避税负。（侯颖／编制）（来源：金羊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