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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生育原因多样化
尽管目前国家对于生育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执行“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但是在县城或者农村，有两个或者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并不罕见。而事实上，多生孩子的现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农村，都市家庭生育二胎的现象也开始多起来。在一些“高尚”生活小区，或者别墅区，一个家庭拥有两个孩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同于农村多子
家庭的传统传宗接代的要求，目前都市人多生一个或者更多孩子的原因已经越来越多。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多和积累，孩子也不再是生活累赘的象征，而更多地成为了家庭现实的欢笑和未来希望的承载体。“一个孩子太孤单。我准备生第二个。”来自北京的伍冬（化名）如是说。伍冬是石家庄人，工作的原因需要常住北京，这次回到省会是专门为做为期三个月的卵巢保养的瑜伽训练的。硕士毕业的伍冬，当前身份是职业投资人在都市生育二胎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像伍冬这样的具有高学历的人员，为了事业发展，他们大都选择了晚育，而先立业后生孩子的选择，恰好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家庭资产，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自由度。而就职于省内一家医疗单位的王女士，已经因为怀孕在家休养，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老大已经三岁半了。她说：“在有了一个儿子后，我们都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女儿，所以决定再生一个。”“万一再生个儿子，那也没什么不好的。我们都想要两个孩子。”王女士的丈夫是个体业者，用王女士的话说就是，他生意做得挺大，家里也不指着我挣钱，单位里像我这样的行政人员很多，而岗位不足，有休假机会。
为生二胎耍尽“花招”
黄宏和宋丹丹曾经排演过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非常形象地刻画了一对“要儿子”的夫妻为了生孩子全国到处“漂流”的生活。现在的都市生活中，很多夫妻，也在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平安降生，为了多要一个孩子，邢台的赵先生在一个海边城市购买了一套海景住宅，并且把妻子的户口迁移过去，然后通过朋友关系，弄到了一张当地的准生证，不到一年的时间，赵先生的第二个孩子平安降生。“等孩子大一些，需要入托、上学了，再找关系把户口迁回来就行了。即便办不成也没关系，多花点钱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赵先生说。目前一些城市户口政策出现松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卡得死，这给予了一些二胎生育者为孩子争取合法社会身份的机会。一些民营的或者商业性办学活动的存在和日益兴盛，为超生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和场所。商品房市场的大发展，也使得一些收入较高的家庭，买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宅，已经很方便，即使买不起房，租房子也很方便，因此可以“狡兔三窟”，躲避有关部门的清查和管理。在都市，单位可以说是员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首要监督人，因为一旦哪个员工超生违背了政策，可能要遭到除名、罚钱等处罚，让超生者付出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身份等代价，并使超生者有羞耻感和失去尊严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某些想多生孩子的家庭愿望。但随着社会选择性的增多，人员自由流动的出现和便利，单位这一天然屏障已经开始越来越失去其在计划生育方面所应起的作用，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更是彻底地葬送了这一功能。“想生几个就生几个。”这是伍冬们的想法。张家口蔡先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因为没有准生证，为他妻子接生的医院，在孩子出生后拒绝把孩子交给他们夫妇。后来通过找关系、送礼等方法，孩子才在出院的时候躺到了妈妈的怀抱里。而河南来省会的打工者马某夫妇则在其计划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选择了省会一家没有行医资格的小诊所待产，最后因为难产，而遭遇母子均亡的惨剧。没有准生证，正规医院拒绝接收待产妇入院。一些超生的家庭就通过关系，寻找可能的正规生产途径。而一些非正规的小诊所则往往为那些没有社会关系可以疏通从而进行正常生产的家庭提供服务，由此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另外，在生育多胎的时候，很多人想尽办法不违法。一些高学历、高收入者采取了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的方式规避政策限制。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都市二胎人群两极端
统计显示，想要二胎的人群，分布在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都市收入居高的成功人群中。农村人口往往为了劳力需要而多生孩子，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往往出现贫穷的生活现状。但都市二胎家庭，则与财富和成功密切相关。高收入人群中的父母往往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有伴”的成长和生活环境。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都市受调查人群中的白领人士，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人数高出34.6%。另一项专门针对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想多要一个孩子的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尤其在高收入、高学历的双高人群中，希望能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占据了受调查人群的一半以上。《中国青年报》一项针对博士、硕士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近八成的高知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在一胎化政策未松绑前，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生第二胎。有社会学家曾公开表示，高收入，让一些有二胎生育意愿的人，多了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比别人多生一个孩子，和拥有名车、华屋一样，在一些人心里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本报记者：刘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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