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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立杨
9月22日南方周末《从“国学大师”说到“国学”》（宋志坚）一文，列出葛剑雄对国学概念的阐释，“……但‘国学’的基本领域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宋先生却加以指斥。
葛先生又认为：季先生“学的是梵文，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印度”，因此，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就让他想起了前几年从北大听来的一则笑话：“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
宋文反驳说，季先生研究涉及的领域，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所出版的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佛教的传入，影响中国儒、道……乃国学也，则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就无须“印度归咱们中国”；汉族文化与它种文化会合显博大。故须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国学或中国传统的学问”。要不，所谓“国学”，就会因为将众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排斥在外而狭化为“汉”学；还会因为将儒学之外的道教文化、佛家文化，以至于在“正统”的儒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那一类学者的学问一概排斥在外而再由“汉”学狭化为儒学，如此纯而又纯，所谓的“国学”，最终或许会萎缩为孔学。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国学的定义，是简捷而剀切、概括得宜的，如果不是抬杠，当无更为简明的解释了。
而季老之学，自有其独到之处，非国学可以涵盖，它自成一家自成一派，它种学问的大师也是大师，何必跻身国字店呢。宋先生收其入国学系列，反而忽视了他的真价值。
在宋先生的潜意识中，似乎以为国学乃一切学问之集大成者，非加入之而不快。
就季先生而言，说他是佛学大学者，宗教学大家，皆无不可，若谓国学，则混异为同，混多为一，强抹学术应有之界限，使之没有区别了。任何一种学术系列，从研究的技术上俱可广采它学的优势，但从根底上而言，其性质却是狭隘的。一锅烩的结果，往往是消灭特色，或者大而无当。
传统的中国学问包含了六经及其以外的重要儒书、周末诸子哲学、小学、两汉之今古文及其混合后南北学之对峙、历代文学及文体之演变、宋儒解经存在的问题、史学（历代史部之著作，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众手修史之流弊，史论之流别）、宋诗之成立、元代之戏曲……直至清代之朴学、清末攘夷大义的学术背景——经史子集四部及其衍生的学术。它也是随时代进化而演变的，即今可谓浩如烟海，虽也有次序可循，却也烦琐庞杂异常，仅汉学为宋学所取代、宋学又为朴学所逆动，已呈循环无端之象，怎可谓之纯而又纯呢？至于萎缩为孔学，那倒还闻所未闻。再者，孔学究为何者，也可一说。孔子乃大哲人，后世专制君王强尊为教主，他们有什么爱孔子的呢？藉虚名获实利也。孔子本人并非宗教家，《春秋》乃其所作一部政治议论，散布着生存的真义和自由的阐发。今人对此闭塞已久，正应研发因应之，关于仁智勇境界新的发覆，以其为端研究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故于孔学二字，正不必一见而怕之。
章太炎当其初具国学大师之规模时，才在宋恕的劝谕之下涉猎佛学，进而覃思精研，即感其渊茂。佛学同样博大精深，它是与国学并列的学术体系，不可能因学术交叉而收编之。且章氏的学术基础也不因佛学而奠定。道（家）学、以及无论怎样中国化的佛学，都还是独立的学术体系。要收编，对方恐怕还不领情。
三角、几何、代数，都是数学，如谓三角就是代数，几何也是三角，那就乱了。
又若诗学即广义之文学，但必谓报道文学、山人小品、十三经注疏都是跟艾略特《荒原》一样的诗，就成了笑话，为什么？种属不同，老虎系猫科，但它不是猫。
极而喻之，也不能要求皮革厂生产台风式战斗机，也不好要求兵器厂生产荞麦馒头，虽然它们都是“企业”，但是，什么藤上结什么瓜，种属不同嘛。
学术的交叉是一回事情，行政收编式的点将心理又是一回事情。
晚清国学在扩大其体能与规模，但这种吸收是善性的，渐进的，辨证的，事实上也是谨慎的；晚清重视两西之学，泰西即欧美的，西方的即印度的。但是从不敢将与国学平起平坐的体系收编之，虽然其渗透已经相当深入了。若按宋文观点，则卢梭、赫胥黎、密尔、斯宾塞……皆可编入国学之战斗序列，这太令人发噱了！至于少数民族之学，不是“排斥”与否的问题，要先问人家愿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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