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商业周刊》上读到某个CEO的战略失败,或者分析哈佛商学院案例中某位经理的行为时,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他怎会作出如此愚蠢的决策?
我的学生在学习中读到某家公司前景黯淡甚或关门大吉的时候,也曾多次问起同样的问题。这种想法的产生或许是因为我们狂妄自大,或者是因为我们需要处理类似问题的自信。
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决策过程中的某些误解:能否把失败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人,譬如CEO或登山队队长?事情结果是否真的是由于核心参与者不够聪明、缺乏行业经验或技术知识所致?是否有某个有缺陷的决策导致了失败?我们是否应该不断地检查各种决策?
误解一:CEO单枪匹马作决定
当选美国总统后,哈里·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立起一块牌子,上书“踢皮球到此为止”,这句名言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CEO须对其公司的各种行动负责,总统也必须对政府的政策负责。但当审视复杂的大型机构所犯的错误时,我们不能认定糟糕的决策是某人的个人行为,即使此人在机构中位高权重。
研究表明,多数重要决策并非由CEO或总裁单枪匹马作出的,管理人员会在交涉、磋商和结盟后作出决策。决策过程通常需要组织内部的各级管理人员参与,且不会严格按照“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相反,组织内的各级会同时采取行动,有时决策过程相当分散。
譬如,在对对外政策决策进行研究后,政治学者格拉姆·艾里森得出结论:“国家目标、组织目标和政治目标并不完全相容,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组织内的各级人员会开展各种小型的常常充满冲突的行动,最后组成了大型行动。”
简而言之,CEO可能会作出最终的决定,但决策通常是组织内部个人及各个团体大量交流的结果。
误解二:在会议室里关门作决定
公司的战略选择来自于“最高管理层”的深思熟虑,但这个高级管理层的概念可能会令人产生误解。
正如管理学者唐纳德·哈姆布里克所言,“在我们的想像中,会议桌旁坐着高管人员,大家讨论问题并作出重大决定。但许多最高管理‘团队’可能缺乏‘团队精神’,倘若事实果真如此,这就与我们的想像不相吻合。”
在多数组织中,CEO不会在与直接下属开会时作出战略决策。有的管理人员曾经说:“我年幼的时候总是幻想整个公司的‘战略’概念都是在一间屋子里产生的,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屋子并不存在。”
我们研究发现,关键的谈话是在“线下”进行的,即一对一的互动和非正式的小团体会议。
大家在会前游说同事或上司,在将提案呈给整个管理层之前互相交换意见;经理们在对某事公开表态前得到主要部门的支持。真正的会议往往只是批准已经作好的决策,而不会对决策进行实际讨论。
误解三:决策是聪明人的事
许多人认为决策主要与认识能力有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司,我们知道“聪明”人会认真思考问题,收集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然后开始行动。我们习惯认为,糟糕的决策肯定是缺乏聪明才智、在某个专业领域的经验不足,或者没有进行严格的分析所致。
但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无论是专家还是新手,教授还是学生,领导者还是追随者,所有人都存在某种认知偏见。换言之,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会犯习惯性的错误,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见、人脑处理信息的极限,都会对我们的决策过程造成负面影响。
毋庸置疑,认知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社会压力时常也会成为关键因素。人们有种强烈的归属感,即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依恋的渴望。有时在重压之下,我们会身不由己地去满足他人的期望或者顺从他人的行为,并且把自己与他人定期比较,比较的结果经常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些社会行为影响着决策。
误解四:管理人员分析之后决定
管理者往往是先确定满意的行动纲领,再利用正式的分析技巧去评估各种解决方案。这样做的原因是某些管理者在本能驱使下作出决策后,希望利用更加系统化的评估方法来“验证本能”。此外,管理者想表明自己的决策过程详尽严密、逻辑分明,从而增加决策在众人眼中的合法性,以获得更多支持。
以汽车史上最令人称奇的新产品福特野马为例。公司领导人李·艾科卡的直觉告诉他,野马将取得辉煌成就,为了说服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艾科卡观察发现,在全面追求数字的公司文化中,定量的数据分析比直觉更具说服力。
于是,艾科卡开始根据市场研究的结果整理定量证据,这些证据显示,野马将会吸引足够多的消费者,其收足以抵消设计和制造所需的投入。不出所料,他的分析为自己最初的想法赢得了支持!
误解五:领导者先决策再行动
人们或许认为,高级管理层总是在某个特定时刻作出决策,实际上其决策过程并无确凿的起点和终点。尤其是多样化企业的决策,要经历长期的孕育。领导者眼见组织内部各个时刻采取的各种行动,然后开始进入回忆、分析和整合过程。通过这种思考与行动的相互作用,最终“决策”诞生。
我在研究报告中对一家宇航公司投资2亿多美元建造新的造船设施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当被问及何时作出该决策时,有位高管人员说,“该决策不是1996年作出的,也不是1997年作出的。它最初只是个概念,然后逐渐演变成决策。”
事实上,该决策作出后并没有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与执行决策相关的行动中掺杂着是否及如何推进的各种考虑。直到董事会开会正式批准的时候,大家才都切实明白:决策其实早已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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