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遭遇诸多制约因素（区域观察）

　　日前，有权威媒体曝料：一度引人关注的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民工荒”，正逼近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并在服装、煤炭等行业有愈演愈烈之势。

　　是河南缺乏人力资源吗？该省农业厅副厅长武国定介绍，河南有剩余劳动力2800万人，目前有1500万人尚待转移。

　　有识者指出，这关键是待遇不高，使得农民工不愿在那些苦脏累险的行业就业。“民工荒”正限制着一些行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凸显中部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制约因素。有迹象表明，尽管中部正在强力崛起，而且保持着去年以来的较好势头，但诸多现实问题不容忽视。

　　无“合力”之举　有“龙头”之争

　　得中原者得天下。五千年文明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中，中部地区有着太多的辉煌。改革开放至今，中部地区又有太多的失落。进入新世纪，历史的机遇终于又一次降临。从“中部塌陷”的尴尬，到“中部崛起”的呐喊；从去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表述，到“中部崛起”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6项任务之中；从官方和民间的热议，到中部6省频频出招推销各自对“中部崛起”的理解，继东部加快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开发浪潮，“中部崛起”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今年以来，“中部崛起”关注度极高，尤其是3月“两会”之后，中部地区省内、省际间的研讨、磋商频繁，吸引了大批学者、官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讨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展示其在中部地区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有人士称其为中部“龙头之争”。可惜各展所长的声音多，合作共商的声音小，难以形成中部的“合力”。

　　事实上，安徽的一些城市欲与长三角结盟，湖南对“泛珠三角”比较感兴趣，河南、山西则更倾向于与北京、渤海湾经济圈合作。如此，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有专家称，中部要崛起，则必须尽快地建立一个区域中心，也就是俗话说的“龙头”来引领中部的发展。中部的“龙头”是其他各省的省会城市，还是湖北的武汉？拿武汉来说，早在2000年，中科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就得出结论：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正在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已经抢尽先机，正如香港之于珠三角，上海之于长三角，这些中心城市都是毋庸置疑的“领袖”。但是武汉之于中部，目前显然并没有这种先天的“领袖”之势，这也意味着，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聚集效应都将大打折扣。

　　无新的内涵　有现实制约

　　面对东部繁荣、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其“三农”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今年上半年，各种惠农政策推动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种粮面积增加，粮食增产明显，但粮价却走低，农民增收严峻。比如湖南，上半年实现农业增加值377.56亿元，增长5％，增幅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8％，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但粮价却开始走低。该省统计部门人士分析，2004年粮食丰收，供给能力增强；进口粮食增加，粮库抛售陈粮；粮食结构不合理等都是造成粮价走低的原因。湖北省也出现了粮食价格下降、化肥和农

药价格上涨的局面，农民收入尽管有所提高，但如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显乏力。

　　投资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上半年，中部各省投资仍然保持适度增长，结构逐步优化，但受宏观调控影响，增速有所回落。比如，湖南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9.5％，而1－5月的统计是33.30％；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也减缓，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江西固定资产投资也出现大幅回落。分析人士认为，要维持投资的高增长将越来越困难，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亦日益降低，投资主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日益面临挑战。其原因主要是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吸引外部资金越来越困难。尽管有些地区，比如山西、河南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越来越高，但多数地区动员民间资金仍不乐观。

　　与东部地区相似，受宏观调控影响，中部部分地区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放缓。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上仍然是适度从紧，会使企业在资金需求紧张上难以缓解，同时

人民币汇率调整和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也将会给工业生产及出口带来影响。另外土地政策偏紧和严厉的

房地产政策，也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

　　中部地区虽然有山西这样的能源基地，但煤电油运紧张状况仍然存在，并且制约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靠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来支撑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要素越来越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部发展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中部崛起不应走东部发展的老路，中部人应该赋予“中部崛起”新的经济内涵。

　　无高生产率　有核心问题

　　河南省社科院地理所所长朱友文坦言：“中部崛起”的意义并不限于简单的填补“中部塌陷”，而是具有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的更为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热情建言，要使“中部崛起”，就必须有合适的中心城市来组织和带动，并要高度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他强调，如果说振兴东北的核心问题是老工业基地，开发西部的核心问题是生态，则中部崛起的核心问题是“三农”。这是因为：中部的农业太重要，它是我国主要的农区和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保证农业稳定增长是中部地区的头等区域分工任务。中部的农民太多，目前农民仍占总人口的70％以上，两亿多人束缚在自己的一亩几分耕地上，劳动生产率低下，且少有突破门路。中部的农村太穷，这里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最鲜明、城乡落差最大的区域。农村经济单一、落后、积累率低，只有少数地区有望在近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三农”问题关系中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性质，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部崛起就无从谈起。

　　朱友文指出，大量农民就业不足、劳动生产率低下，是中部地区人均经济量偏小的直接原因。因此中部崛起的过程，也就是农民转移的过程。一方面是区内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务输出和其它方式向区外转移。在转移出去的农民取得高生产率的同时，数量大幅减少后的农民能进行集约、规模经营，取得接近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区域人均经济量。

　　《市场报》 (2005年09月21日 第十三版)

　　作者：本报记者　刘南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