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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祥
上小学的女儿放学回来递给我一张购书单，购书单上罗列着《ＷＴＯ知识问答》、《法律故事集锦》、《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等七八本课外书，女儿言称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购买。这些书都买下来非得再预备一个书包装课外书，我愤愤地把购书单甩到地上：“不买！上边整天喊减轻学生负担，越减越重了，学生成了废书回收站啦……”女儿撅起小嘴不吃
饭了，妻子将购书款悄悄地塞到她手里，她才破涕为笑。
下午上班后，这事我越想越来气，随手给女儿所在学校里的副校长打了个电话。问起向学生强行推销课外书的事，副校长一声长叹：“学校也是替罪羊呀。局里压来的任务完不成不行。再说，局里早已经将书款从学校的经费中扣除。咱总不能让老师都去街上卖书去吧！”放下电话，我茫然无措。一支烟吸完后，我又给县教育局打了个电话，并向局长反映了学生课外书负担重的问题。没等我说完，局长就抢过话头：“别罗嗦了，这两天反映这事的太多了。这是上边下达的硬任务，我们也没办法。但有一点我要声明：局里干这活可是光棍汉串门子，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沾光的事，哈……”他这套不凉不酸的答复煽旺了心头的暗火。我拉过全市电话号码簿，翻出市教育局的电话号码拨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后，话筒里传出了柔美的女低音：“您好，请讲话”。听声音就知道是位懂事理的文化人。我满怀信心地向她诉说事情的前因后果，没等我说完女低音就变成了女高音：“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让你的孩子多买几本书吗！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些书根本不是什么课外书，而是市局推行素质教育的必备教材。咱丑话说到头里，如果你阻挡孩子买这些书，我们能依据义务教育法控告你……”没等她的“普法课”讲完，我“啪”地一声将电话扣上了。
同室的小王见我气愤难消，隔桌献计：水路不通不妨走走旱路……对！向新闻媒体揭露这种不正之风。我顺手翻开××日报，找到报纸的新闻热线电话号码，犹豫片刻后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后，一位女同志亲切地问清了我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后，便告知已启动了录音键，有什么问题可以讲了。我将学生课外书负担过重的问题及向各级反映问题的来龙去脉一古脑地讲了出来。末了她还甜甜地说：“谢谢您对本报的支持，希望今后多联系”。对方把电话挂断了，我心头的气也消散了。
三天后，女儿放学回家后神秘地告诉我学校来记者了，一个女记者还翻看了她的课外书包。听到这话我心里不知是兴奋还是不安……
一周过去了既没见到学校退还课外书款，也没听到那位“长”受处分的消息。尽管我对举报的结果疑惑茫然，也不敢找有关部门打问。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了，我慢慢地已将此事淡忘。一天上午刚上班，收发室的老李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张××日报的汇款单，我没给报社写过稿件，便惊讶地问他是否弄错了。他说：“错不了，100元呢”。我接过一看，留言栏上注着：“5月8日二版提供线索奖”。我找来那张报纸翻看，见二版头条的新闻标题是：“××县素质教育出新招，学生肩背俩书包”。我默默地放下报纸，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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