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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帆
采访对象：张承，1938年生，退休前从事媒体工作。
我的老家在山西临猗，日本人来的第二年我出生了，整个孩童时代就是在亡国奴的氛围下度过的。那时候家里再不富裕也过中秋节，可总是提心吊胆的，怕日本鬼子来。印象最
深的就是五岁那年，也是快过中秋的时候，日本鬼子又来催粮催款，村里人纷纷逃避，奶奶带着我躲进了地窖。日本人不仅抢粮，还到处祸害，把家里的油缸、面缸里拉的都是屎。后来村里人还告诉我们说，日本鬼子把我奶奶的老花镜戴到他们的大狼狗头上，那狗头昏脑胀得见谁咬谁，日本鬼子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可是童年的战争经历却是我始终无法忘怀的。今年的中秋节恰好是“九·一八”，这是一个巧合，但同时也是对国人的一个考验，有多少人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呢，我很怀疑。不过我认为，国耻日与团圆日本身并不矛盾，甚至也不需要形式上的先纪念国耻再欢度佳节，关键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即使不在这个日子也不能忘记历史。
如今我的两个孙子，一个14岁一个8岁了，他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对那段我亲身经历的历史，他们更多的只停留在书本上，或许只是一个试卷上的概念。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哀，比这个中秋节人们忘记同时也是国耻日更可悲。但这不能怨孩子们，正是我们成人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不足，不知道应该给孩子们树立怎样的历史观，所以才不能让孩子们有真正的历史承继感。
就像今年的中秋节与国耻日重合一样，现代的幸福与历史的痛苦并不是对立的，记住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从历史角度做人性化的反思，在和平的年代找到历史的深意。像现在一些人盲目地抑制日货，其实仍然只是停留在60年前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抵抗，并没有多少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当我们纪念抗战60周年时，我们所表现出的民族情感，以及对胜利国与失败国之间的价值判断，远未达到欧洲与德国之间的理性判断。而这些才应该是我们这些长辈和学校给予我们孩子的真正的历史教育，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应该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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