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秋节撞上“九·一八”

　　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赶巧遇到了中秋节。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却因这种巧合，变得微妙而令人深思

　　见习记者 庞皎明

　　再过几天，就是9月18日了。

　　74年前的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而后，又迅速地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震惊中外——这就是铭刻在历史中的“九·一八事变”，也是中国人民备受苦难煎熬的前端。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摧残的中国人民，终于以战胜国的姿态结束了那段悲惨的岁月；而6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态、怎样的形式来缅怀那段血与泪编织的历史画卷？我们需要反省什么？纪念什么？

　　毕竟，“六十一甲子”，无论对于个人或者一个民族，60周年都不该是一个可以轻视的符号；而在“九·一八”到来之际，恰巧是中国重要的民俗节日中秋节——这让本不复杂的事情，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据媒体报道，作为国家媒体的中央电视台打算在“九·一八”当晚举行号称“阵容之强、明星之多、立意之高、投资之巨”冠绝历届的两岸四地联播的大型中秋晚会，并且已经向全球华人发出近亿封《邀请函》。预计，晚会将邀请社会各界名流要人、文化、演艺巨星、工商界精英集聚一堂，举行“盛世大联欢”。

　　虽然，央视的晚会还是在筹备当中，但举行联欢晚会的消息甫一公布，便立即引起了民意的反弹——除了传媒对此提出质疑以外，在网络上更引起了网民们的激烈讨论。

　　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其最终指向大都只有一个：我们该怎样反思60年前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我们该以何种姿态与形式纪念抗战？

　　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组织了对若干知名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访谈。他们的观点及意见，或许并不全部正确，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及分析问题的深度，相对而言要来得更加理性而深刻。

　　战胜国的姿态

　　“在抗战胜利时出生的婴孩，到现在也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日本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对中国经济时报说，如果要让他简要概括对抗战胜利60周年的感受，他认为中国军民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表现出了“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民族魂。

　　所谓“大智”，是指在战略上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铁蹄开始全面肆虐中华大地；当时，针对弥漫于全国各地的日本必定灭亡中国的“亡国论”和中国肯定很快战胜日本的“速胜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两种论调。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深刻指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而这些特点又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必须进行持久战。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将最后取得抗战胜利。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大智慧。”刘江永说，在抗战中，中国军民闪现出类似的智慧是不胜枚举的。

　　其次，是“大勇”。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军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顽强地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造就了众多的抗日民族英雄。“这些抗战英雄，不光是涌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国民党的不少将领及士兵，也呈现出了我们民族奋勇杀敌、誓死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刘江永说。

　　所谓“大仁”，始终贯穿于战争的始终。这不但表现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也表现在抗战胜利后对待日本“遗孤”上。“中国军队，并没有发生虐待俘虏的事件，在胜利后，善良的中国人还抚养了若干日本遗孤。”刘江永说，与中国一衣带水、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学习了中国许多优秀的东西，“惟独仁没有学到”。缺乏“仁文化”的日本人，由于受到武士道、军国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不但把自己的国家带入歧途，也给亚太国家带来了灾难。

　　至于“大义”，则表现在中华民族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种行动当中。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但全力支持抗战，就连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也热忱地投入到支持抗战的洪流当中。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但中国军民还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室的吴怀中博士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新的起点，它不仅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尤其是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些意识更加明显”。

　　吴怀中博士的这种判断，在政府纪念抗战胜利的措辞中是能找到依据的。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了讲话。

　　在讲话中，胡锦涛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抗战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来纪念这段历史的。”刘江永说，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60年，但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如何才能更加有自尊、更加自信、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地来看待我们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正视历史非常必要。

　　“九·一八”遭遇中秋节

　　正视历史，各种缅怀及纪念活动必不可少。自5月份以来，关于抗战的各种纪念活动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进入9月份，作为纪念抗战的日子——自然离不开法定的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及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今年的‘九·一八’还有点特殊，它正好赶上了中秋节。”吴怀中对中国经济时报表示，要处理好这一冲突，需要一定的技巧。

　　“我觉得全国都应该统一纪念‘九·一八’。”现任“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会员王锦思说，世界上遭受过二战和一战洗礼的国家每年都有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却没有。

　　虽然，目前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抗战纪念日，但往往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活动。“对于‘九·一八’纪念日，我想强调纪念本身。”王锦思向本报记者举例，比如韩国的6月6日有显忠日，是为了纪念在韩国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这一天除了有一些群众性活动外，韩国总统都要出来讲话。像以色列，在每年的犹太人被屠杀的第一个纪念日，从晚上到第二天凌晨，以色列全境除了宾馆之外，任何娱乐活动和广告都要停止，以表示对被纳粹屠杀的600万同胞的缅怀和祭奠。而在俄罗斯，每到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不仅有阅兵、集会，还需要总统讲话。

　　“我们甚至可以看一下日本，除了每年参拜靖国神社，8月6日和9日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这两天，日本首相都会去这两个城市参加纪念活动。”王锦思说，反过来，作为“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地的沈阳和南京，每年纪念最高级别的官员，往往也就是沈阳市市长或者是南京市市长，而“他们也不是每年都出席活动”。

　　有些事情似乎在有意触动国人的神经，8月底，中央电视台放出消息——将在中秋节当晚举行全球直播的联欢晚会。此举也引起了王锦思的注意。

　　“今年的中秋节，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举行其他娱乐性质的活动。”王锦思说，但最好是能把纪念活动与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在国人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几十年前我们民族遭受的苦痛。

　　据本报了解，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原本打算在9月18日中秋节举行的晚会，均已经提前后者推后，并且，加入了一些关于纪念抗战的内容。

　　“虽然，央视没有明确表态这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但民意在这件事情上却取得了胜利。”王说。

　　中国民俗学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俗专家则向本报表示，由于今年的中秋节比较特殊，许多社会学者也变得较为“低调”。

　　以前，在中秋节前后他们总不忘呼吁几句——不管是官方或者民间都有必要重视中秋节，最好把它升格为法定节假日；但是今年，“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如果真有人非得在这一天举行联欢活动，搞不好就是‘败笔’。”吴怀中认为，在这个“敏感”的日子，按普通的中秋节度过可以理解，但如果刻意举行所谓“盛世大联欢”式的娱乐活动，难免会遭受民意反对。

　　曾供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担任过《凤凰周刊》主笔的北京学者黄钟则认为，中秋节与“九·一八”虽然碰巧赶在同一天，但其实没有必要非得将两者牵扯到一块。

　　“我们已经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历史包袱，是不是每逢抗战纪念日就得哭丧着脸度过？”黄钟说，以什么样的方式纪念历史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目前的“真问题”是我们应该还原真实的历史，只有正视历史，我们才懂得需要反省什么、纪念什么。解决了这些问题，到时候再考虑以何种方式纪念才是切合实际的。

　　不能忘却的纪念

　　“官方甚至民间以何种形式来纪念抗战并不显得非常重要。”黄钟说，“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的历史。”

　　黄钟向中国经济时报分析，目前最为有效的纪念方式，应当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第一，还原历史，算清老账。只有真实还原了抗战的历史，国人才会明了中国军民在当时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换来今天的和平环境，这样，建立在认清历史的纪念活动才不会沦为一种没有多大内涵的“形式主义”活动。在还原抗战史的基础上，中国人才能更好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灾难。

　　第二，充满自信地面向未来。虽然，6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始终沉浸在无休止的哀痛当中。就拿今年的中秋节来说，欢欢喜喜地过中秋节也是无可厚非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60年前的中国。”黄钟说。

　　“如果一直沉湎在历史的泥沼当中，不但不利于我们民族的进步，还可能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刘江永说，纪念活动必不可少，但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面向未来。

　　说到纪念活动，王锦思向本报强调了他多年来的呼吁：建议每年的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和8月15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举行国家级的纪念活动。

　　“如果非要定一个纪念日，9月3日的胜利纪念日就已经足够了。”黄钟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昔日的“国耻”、“国难”不必整日挂在嘴边，“我们更应该纪念胜利”。

　　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仅是纪念中国军民抗战胜利的日子，也是我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这个胜利纪念日，不应只是宣扬“国耻”、“国难”的纪念，而是要通过对法西斯暴行的追问与反思，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黄钟说，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环境里，这种纪念与反思才会逐渐成熟起来。

　　“如何正确纪念这场战争，也意味着我们怎样处理好今日的

中日关系。”吴怀中博士说，站在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反思、调整我们的对日政策也是对历史的最好纪念。

　　最近刚从日本造访归国的吴怀中，向本报阐述了他的观点。

　　首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该具备大国的胸怀。如今的中日实力已经不是60年前的状态，没有必要纠缠于一些小的细节。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中日两国结束了“蜜月期”；如今则是多事之秋的“寒流期”。然而，广大的日本民众并非如一些媒体宣传的那样对中国充满不满与仇恨。“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极少部分。”吴说，许多日本国民对于中日之间的各种关系，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

　　为此，营造两国良好的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作为一个忧患意识比较浓厚的民族，日本一时还接受不了中国崛起的事实——在不断谋求政治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地位的日本，必然会与中国产生一定的摩擦。“我们有必要警惕军国主义可能在日本复活，但在正常的国家利益摩擦中没有必要变得过于敏感。”

　　其次，我们应该从战争中获得启示。今年，小泉政府与中国在各种问题上产生了不少的冲突，但在日本民众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领导人如何对待日中关系、日韩关系等外交政策“并不是决定选举成败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参拜靖国神社，高调纪念广岛、长崎核爆炸，是他们对待战争的一种方式。而作为中国，应该从战争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德国领导人可以向犹太人下跪，但不要忘记了犹太人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他们不但尽力搜集死难同胞的姓名、年龄等一切资料，甚至要寻找目击证人，而且，努力让这段历史铭刻在自己的心中。“可我们的抗战纪念呢？”王锦思说，60年前献身于这场战争的几千万中国军民，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抗战胜利已经60年，但我们的胜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侵略者不认罪或认得不痛快、不服气，更使往日的创伤不时重被揭开。”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秦晖教授说，日本为什么不服气？战后中国对日的“以德报怨”为什么往往落得个“以德招怨”的结果？抨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妄言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秦晖认为，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权利意识”的缺乏——这正是60年后我们最需要反思之处。“我们要在今天的世界上维护真正的国家利益，亦即国民利益，就不能不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后附上一句：‘国家兴亡，匹夫先应有权’。”秦说。

　　“不能忘却历史，但我们应当知道当时的历史真相。”黄钟再次强调，只有还原了事实，更多的国民才能从这场卫国战争中懂得需要反省什么、纪念什么。到那时，就算是“九·一八”碰到了中秋节或者其他更重要的节日，都不会像现在一样变得敏感和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