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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弛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既执行着社会公共职能，也执行着赢利职能，短时间内还难以截然分开。国有资本经营有其直接和间接的各种收益，也有其直接和间接的各种成本。过去在粗放型发展阶段，国家在投入国有资本进行运营时，或偏重于考虑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或偏重于考虑社会效益，忽略了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没
有很好地将两者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要求，国有资本的投入运营必须要同时考虑经济和社会诸多因素，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国有资本投入运营的前提条件是，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综合社会经济成本。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可以界定为公共社会效益及其盈利和税收。综合社会经济成本可以界定为国有资本运营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以及国有资本经营带来的外部性。只有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国有资本的微观运营才是有效率的，否则，没有投入国有资本并加以运作的必要。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国有资本运营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定义为：社会公共效益＋投资经济效益；将综合社会经济成本定义为：社会公共成本＋投资经济成本。
社会公共效益是由于国有资本投资而带来的正的外部经济，而社会公共成本是由于国有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一般说来，国有资本公共效益的评价很难用量化的方式进行评价。但是对国有资本社会公共效益所含要素做出一个大致的主观评价是必要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公共安全和公众健康效益。在国有资本需要介入的领域中，有一大部分行业是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这些行业往往对公众的安全和健康影响甚大，因此，很多国家大多将其置于政府的种种规制之下，国有资本参股或控股是政府经常采用的办法。二是费用节约效益。对于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来说，国有资本的进入可以起到避免重复建设、降低成本和减少资源浪费的作用。三是规模和专业化的连带效益。对于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来说，国有资本的进入不仅可以节约资本资源，而且还会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实现以及其他社会效益的产生。如对于工业化中期的经济来说，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对经济有很强的拉动效应。国有资本的适当进入不仅可以带动汽车零部件专业化生产企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带动钢铁、冶炼等重要产业的发展，进而为社会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国有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公共社会效益还有诸如消费者剩余增加、扩大就业、公民出行便利感的增加等，在评价国有资本对某个行业的介入力度时，这些应该都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国有资本投资带来的潜在公共社会成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有资本投资的公共选择成本。布坎南等认为，在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过程中，决策者需要面临两种成本即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所谓外在成本，意指在规则的选择过程中，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使单个参与者预期个人所承担的成本，这是一种有集体的内在强制性而施加给单个人的成本。决策成本则是指决策参与者为了使集体决策得到所需要的同意人数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当某项计划需要大多数人参与表决时，集体决策的形成需要参与者不同程度的讨价还价，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讨价还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将成倍增加，从而使决策成本递增的比率上升。二是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成本。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往往要通过发行债券来实现，政府为了吸引公众购买债券，不得不提供较高的利息率，而这会使得市场利息率提高，从而降低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即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即使债券的利率不至于因为政府的投资而上升，但在一些具有竞争性的部门，国有资本的不适当进入也有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因为这些本来该由私人部门进行的投资，政府投资不一定具有比私人投资效率高的投资效率。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机会成本，国有资本在进入某个行业时，这种机会成本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三是环境污染成本。污染成本包括生活质量意义上的污染成本、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污染成本以及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成本。生活质量意义上的污染成本可以采用剂量响应法进行计量，即一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放对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下产品产值的影响；也可以采用价值替代法来替代污染成本进行计量，如污染成本可以用污染治理或健康、生态恢复所需资金等替代。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污染成本可以用价值选择方法进行计量。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成本可以用存在价值的方法进行计量，存在价值可以理解为居民、企业、民间团体对自然资源保护所表现出来的支付意愿。四是工厂建设对耕地不适当侵蚀所带来的成本。对于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政府在进行投资选择时，要考虑建设项目对耕地带来的侵蚀。因为国家经济干预行业大多是规模巨大的行业，若项目建设本身及其辅助项目占用耕地面积较大，在评价项目的可行性时，其机会成本是必须考虑的。五是官僚主义和普遍的寻租行为，都会造成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成本费用上升。另外，国有资本经营有可能在避免非国有资本垄断的同时，建立起某种国有资本垄断，带来国有企业资本和经营的低效率，导致资源的无形浪费和更大的机会成本等等。
国有资本运营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和是投资效率的两面，经济成本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投资项目成本。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投资的直接成本或费用，包括建设成本、维护成本和运作成本等，与劳动力、资本成本、自然资源、原材料以及外汇的使用相联系。第二、相关成本。这是一种为投资项目提供间接收益的成本支付，比较常见的相关成本的事实是，为了支持一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和运作，需要相应的医院、学校以及娱乐和就餐设施，有关支出即构成投资项目的间接成本。投资的投资经济效益和投资经济成本的权衡问题，可以用成本－收益法来衡量。该种评价方法的目的就是对国有资本投资项目的运作效率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资本、经济以及管理等方方面面的效率。进行这种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让决策者能够做出资本资源最优配置的最佳决策，因为通过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成本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和评价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投资项目现在和未来状况的尽量具体的信息。
衡量国有资本投资效率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贴现率如何选择？因为适当的贴现率选择是科学分析投资项目效率的一个基础。具体说来，可以作为社会贴现率的贴现率有以下几种：一是市场利息率。在西方国家，当政府欲举办某项大型投资时，项目所需资金往往需要部分或全部通过举债募集，不论是从银行机构借款还是经由债券发行形式借款，作为债务人的政府总要面对一个市场利息率，这个利息率可以作为其项目效率评价的基准。二是社会边际生产率。当其他投入要素数量为一定，当资本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某一项目中时，经过一段时间后，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就会出现递减趋势，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稀缺的国有资本或者利用既定的国有资本生产最大的产出，决策者应当根据投资的边际产出状况有效配置国有资本。三是特有的个人边际贴现率。这个贴现率反映了个人为了将来的消费愿意放弃自己现在消费的状况。四是特有的社会贴现率。特有的社会贴现率用于个人判断社会经济活动中按人计算的实际消费的正确增长路径。社会贴现率包括上面各种贴现率，至于国有资本投资决策时选择何种贴现率，则要看政府的投资意图以及多数人的“集体选择”。
我们知道由于国有资本既执行着公共职能，又执行着赢利职能，其投入运营的效率难以完全用价格机制去评价。如何衡量国有资本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综合社会经济成本，是政府部门一个难解的课题。对于经济性规制领域中的国有资本投资来说，有两种决策方式可以选择：即集中控制的投资决策和公共选择的投资决策。集中控制的投资决策流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考虑到市场机制发育程度低下、经济活动的行政性垄断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等因素，国有资本渗透到经济过程的方方面面，其职能力度达到极大化。但是，这种国有资本职能力度的决定是在政治压力甚至强制的作用下，以牺牲一般社会成员对国有资本投资的选择自由为基础的。集中控制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对资金资源进行配置，如果集中控制者的偏好与国民的个人偏好正好达成一致，那么，通过集中配置资源与某些经济性规制目标，可以节约资源的动员成本并实现国有资本既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是，集中控制决定特定领域中国有资本职能力度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无法证明政府决策部门的偏好是与国民个人的偏好是经常一致的，事实上很可能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决策者仍然根据自己的判断配置资金资源，则很可能国有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适当，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损失。从上面集中控制的缺点可以看出，在国有资本职能力度的决定方面，建立一种规范的决策程序非常重要。公共选择理论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在自由经济体系中，国民可以通过投票过程来反映社会对公共物品偏好的实现。国民经由政治上的投票过程把自己的个人偏好传达给政府，政府在根据偏好来提供国有资本投资。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政治上的投票过程比较复杂，具体做法是：公众偏好可以由国民自己直接表达或者间接通过议会间接表达，或者通过专家、学者以及政党人物影响政府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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